2004/10/25

看,不見,政治。——也談紀錄片《生命》現象

今年國內外最受注目的紀錄片,大抵是「生命」與「華氏九一一」吧。兩部影片表面南轅北轍,其實殊途同歸,皆有政治效果。相 較於「華氏九一一」的挑撥煽動,意圖影響現實政治,「生命」表面上無涉政治,但刻意迴避的結果,反倒使「生命現象」具有另一種迂迴的,看不見的政治效應。
「生命」與其他九二一紀錄片的最大不同處,在於刻意把焦點放在個案,以呈現倖存者面對生命鉅變的調適歷程。在全景的背景說明裡,特別提及團隊如何分工,由 團隊其他影片處理屬於政策的、災後重建的、公部門支援等九二一結構性議題,「生命」則把重心放在「個案」上,並且是全景影像季的主打片。

凡創作,總不能面面俱到,必然有其關懷重點,團隊彼此分工,倒也無可厚非。但社會現實中,結構與個人總是一體兩面,彼此辯證影響,難以一刀兩斷。以此觀之,「生命」一片最令人訝異處,是完全迴避了這些個案的九二一經驗裡,結構上的,制度上的因素如何深刻地影響了他們。

九二一,當然是天災,但「生命」紀錄的南投九份二山,走山情況慘重,災情宛如滅村,則和當地大量種植檳榔,水土嚴重流失有關,此一人禍面向,片中完全未 提,令人訝異。而災後倖存者在家庭網絡離散後,公部門提供的經濟及教養支援是否充足,也幾乎沒有著墨。雖說「生命」不想剖析公部門在結構或制度面的缺失, 但完全不談,卻也無意間造成了「社會問題個案化」的效果。見樹不見林的結果是,觀者「感動」於樹的堅毅與果敢,卻眼看森林的一再頹傾,無能為力。

由於無涉制度及結構面的剖析,「生命」對於當權者而言,也就顯得很安全。說他安全,是因為片中完全不去質疑公部門的災後重建成效,更不提政府失職處。相反 地,片中主要洋溢著一種「生命會自然找到出路」的意識型態,不斷訴說生命就像坐火車,沿路,總會一直過山洞,雖然下個山洞未必更好,但人在路上,你總是會 過去的。

也正是這樣的敘事邏輯,使得片中當羅佩如對著鏡頭說「我今天是想來錄遺言的」,卻被吳乙峰以近乎斥責的態度責罵。但既然紀錄者都在片中自承,對此一個案的 掌握較淺,又不去告知觀眾,公部門對這位幾乎全家罹難的個案有何支援,卻以一種作之師的態度,要她在災後一年就馬上堅強起來,將面對生命鉅變時的責任歸咎 「個人」,實在有些詭異。

而整個「生命」的行銷過程,除了動員網路寫手引介,更有意無意地吸引了大量政治人物站台。由於影片本身對政治人物來講是「安全的」,官員因此一字排開,輪 番對號入座,大談如何感動。至於那些對九二一災後重建成果大肆批判的,不安全的紀錄片,自然不在他們觀看之列。但在全景及傳媒強推猛銷下,九二一的紀錄 片,一般人往後大概也只會記得「生命」了。

安全的,刻意迴避政治的「生命」,也就十分弔詭地具有空間,得以政治化地被各種權勢者挪用了。這或許不是創作者的本意,但卻是「生命現象」中最錯亂的一 環。見樹不見林的「生命」或許能感動人心,但台灣人總不能在一次次天災人禍中,只圖自我堅強,老把社會問題個人化,而不乞求制度面的,結構面的進步。尤其 當負責災後重建,應該被監督的公部門,反倒開始動用資源,大力推薦一部鼓吹「生命會自己找出路」的紀錄片時,那麼當下次災難臨頭,我們又該怎麼辦?難道只 能日頭赤炎炎,自己顧性命嗎?

(本文原載於「媒體小舖電子報」)

2004/10/23

「華氏九一一」的台灣啟示錄

今年坎城影展時,記者詢問出了名反美的導演高達(Jean-Luc Godard)對「華氏九一一」(Fahrenheit 9/11)的看法。高達,用他一貫隱諱曖昧的語法說,某種程度上,麥可摩爾(Michael Moore)跟小布希,根本沒啥兩樣!
                            高達此言,是因「華氏九一一」雖反小布希,但影片中所使用的論辯及敘事邏輯,都驚人地與小布希等政客慣用的語法十分神似。在他們對事物的分析,語調總是強制 飽滿,缺乏空隙保留,邏輯黑白分明,善惡清楚對立(小布希vs.海珊、摩爾vs.小布希),強調個人英雄主義(小布希以牛仔精神入侵伊拉克,摩爾則重複過 往,自己當英雄去堵權勢者,好製造具娛樂及衝突效果,實際意義卻不大的「街頭嗆聲秀」)。而無論是小布希或摩爾,所言所行都用一種「絕對真理」的結論態度 呈現,他們就像一枚硬幣的兩面,所言所行,並非鼓勵觀眾能自我思考,好看到事物的全貌。摩爾說,這部影片的目標只有一個,就是要讓小布希落選。
                  
摩爾除了猛轟小布希的施政作為,影像手法則結合了音樂錄影帶、陰謀論、電視脫口秀、八卦閒談、扒糞傳統等美國通俗文化元素。善用一般人看得懂的影像語言,是 他最大的長處。但觀眾不能不警覺的是,若我們喜歡摩爾的電影,可能終究只是因為認同他的政治立場罷了,摩爾這種說故事的手法,也可以被任何一部持相反立場 的影片採用。事實上在「華氏九一一」造成轟動後,美國出現了一大票反摩爾的「嗆聲」紀錄片,例如「麥可摩爾恨美國」(Michael Moore Hates America)、「華氏騙肖九一一」(Fahrenhype 9/11)等,互罵不休。
          
疑, 聽來有點耳熟吧?「華氏九一一」現象,其實非常神似台灣氾濫成災的政論節目,形式互相抄襲,彼此各持立場,交相咒罵嗆聲,醉心影響政治,卻不能讓人沈思自 省。早在半年前,就有不少輿論領袖與扣應節目主持人在根本沒看過「華氏九一一」的情況下,盲目鼓吹台灣導演應模仿這類風格,好介入黨派政爭。
                   
他們不知道「華氏九一一」最動人處,不是那些在朝在野的黨派政爭,而是摩爾描述自己故鄉因為經濟窮困,當地子弟只得大量從軍謀生,成為美國攻伊政策下最大受 害者。對於政治、戰爭、與階級剝削的剖析,是全片最有說服力處,這豈是本地政論節目僅侷限於藍綠鬥爭之偏狹,所能比擬?
               
觀人之長,反思自身不足,作為地球村一員,我們也該記住本片所呈現,只是「九一一」論述裡的一種美國觀點。正如另部電影「九一一事件簿」(11"09"11 - September 11) 集結了11位導演來自世界各地的眾聲喧嘩,關於「九一一」,關於美國,關於反戰與否,台灣也該有自己的觀點與態度。

2004/10/4

世界異境的紀實與虛構:評《駱駝駱駝不要哭》(The Story of the Weeping Camel)

蒙古為景,德國資金的電影「駱駝駱駝不要哭」(The Story of the Weeping Camel), 有個極度簡約的故事,描述一個戈壁沙漠的蒙古家族,如何藉由傳統音樂儀式的力量,讓原先排斥親身骨肉的母駱駝感動流淚,而願餵哺小駱駝。在受夠商業片那種 無止境的冒險犯難與男歡女愛後,此類清新簡單之作,乍看下頗令人耳目一新。不過,若只把「駱駝駱駝不要哭」當作是國家地理頻道那類的兒童影片,可就見樹不 見林了。
 
「駱駝駱駝不要哭」這類作品,常帶領我們去那些人煙稀少的世界異境,體會奇特的風土民情,具有一些紀錄片的特質。但另方面,雖然導演會強調劇中主角是在演 自己,但影片拍攝前,都已有設計過的劇本與情節起伏,因此也有劇情片的虛構成分。數年前曾在台上片的不丹電影「高山上的世界盃」(
The Cup),敘述一堆藏族小喇嘛的足球狂熱,亦屬此例。而這類電影之祖,應該是1922年的紀錄片經典「北方的南努克」(Nanook of the North),在這部描述愛斯基摩人如何與大自然搏鬥的名作裡,所有場景皆為事先安排,而導演為了劇情考量,竟讓片中出現的南弩克老婆,是由她人扮演,而並非他真實世界裡的老婆!遊走於紀實與虛構間,也就成為這類影片常用的拍攝策略。
  
可議的是,這類以世界邊疆為題之作,導演常為了強化「傳統」與「現代」間的對比,刻意將劇中場景「原始化」。於是我們發現主角前往市集採買,竟不若其他蒙 古人以機車代步,而是騎乘家飼駱駝。到了市集,那些未經導演篩選調度的蒙古常民,身上竟都不穿戴著劇中主角那種傳統服飾。敏銳的觀眾不禁要問,片中所展示 的傳統游牧生活面貌,究竟何處為真,何處為假?尤其是,片尾那場扣人心弦的蒙古琴儀式,戲劇性地讓母駱駝流淚的劇碼,究竟是傳統祭典的魔幻力量?還是一場 電影編造的視覺幻象?
 
這類影片,尚習慣安排一些象徵現代科技的物品,好營造出一種「中心」觀看「邊陲」的,具有「文明入侵」味道的趣味感。「北方的南努克」裡,導演刻意安排黑 膠唱盤,要求南努克假裝從未見過這種文明產品,並做出「咬唱片」的誇張動作,好逗人發笑。「高山上的世界盃」與「駱駝駱駝不要哭」雖不至如此離譜,卻也不 能免俗地安排劇中這些過著生活傳統的孩童們,是多麼熱烈地渴望擁有一台電視機——一個現代文明的象徵。
 
雖說無限風光在塞外,但一面呈現(刻意安排的)原始風味,卻又忍不住要強調「現代化」的無可抵禦,「駱駝駱駝不要哭」的敘事邏輯,也就沒有突破同類型影片的窠臼,略嫌可惜。


(張世倫)



(本文原載於中國時報影劇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