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bert Capa, FRANCE. Normandy. June 6th, 1944. Landing of the American troops on Omaha Beach.
刻正於台中國美館舉行的「在現場：卡帕百年回顧展」，展示了一百幅傳奇戰地攝影家羅伯‧卡帕（Robert Capa）的生涯代表作，是近年來台灣少見、得以系統性一窺攝影名家原作（vintage prints）創作歷程，與接觸紀實攝影典範的絕佳機會，其文化意義與思索空間，事實上遠高於近日在台灣引發觀賞熱潮的「普立茲新聞攝影獎」，然而兩者分別做為戰爭影像的歷史典範與當代實踐，事實上有著彼此辯證與批判反思的空間。
「製造」傳奇
1913年誕生於匈牙利布達佩斯的羅伯‧卡帕，本名為安德魯‧弗里德曼（Endre Ernő Friedmann），猶太人背景的他為了逃避納粹迫害，1933年自德國移居法國，並結識了同樣想以新聞攝影為志業的大衛‧西摩（David Seymour）、亨利‧卡蒂爾—布列松（Henri Cartier-Bresson），以及後來成為其女友的葛妲‧波荷瑞利（Gerta Pohorylle）等人。同為猶太人的弗里德曼與波荷瑞利，有感其備受歧視的族裔背景將妨礙照片作品的銷售，為了攝影事業發展，前者捏造了一個發音近似於美國導演法蘭克‧卡普拉（Frank Capra）的假名「羅伯‧卡帕」，後者則將瑞典演員葛麗泰‧嘉寶（Greta Garbo）與日本藝術家岡本太郎（Taro Okamoto）的名字各取一半，拼貼成自己虛擬的新身份「葛妲‧塔蘿」（Gerda Taro）。
卡帕與塔蘿，憑藉著年輕果敢、死守現場與急於成名的意志（他們剛出道時，甚至四處宣稱其捏造的身份「卡帕」，是在美國已十分出名的攝影名家，好增加照片在歐洲市場的銷售機會），成為戰地攝影史上最著名的情侶檔。兩人一同投入1930年代末西班牙內戰的報導，竭力拍攝左翼民選共和國政府及其支持者，與佛朗哥將軍發起的右翼軍事政變，進行堅苦卓絕的反法西斯鬥爭。1937年底，美國《生活》（Life）雜誌刊登了由卡帕署名，拍攝於1936年的作品〈倒下的士兵〉（The Falling Soldier），
影像刻畫一位共和國士兵在與敵軍作戰時，中槍倒地的決定性瞬間畫面。這張詮釋戰事殘酷與死亡瞬間的攝影名作，不但迅速打響了卡帕的名聲，更成為紀實攝影史
的經典影像，但在卡帕此一成名時刻到來前不久，勇於衝鋒拍攝的塔蘿，已不幸於拍攝戰事時身殉前線，卡帕則終其一生，極力迴避討論〈倒下的士兵〉的拍攝細
節。
除了西班牙內戰，卡帕亦在左翼紀錄片導演尤里斯‧伊文思（Joris Ivens）的邀約下，前往中國拍攝紀錄片《四萬萬人民》（The 400 Million），意圖展現國共兩黨如何聯合戰線，同力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逐步入侵。卡帕的攝影鏡頭，留下了諸多中國對日抗戰時期，從高階政要到民間流離的戰亂眾生相。然而卡帕生涯的攝影高峰，主要來自1940年代對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拍攝紀錄。為了用鏡頭見證同盟國與軸心國激烈戰事的諸多現場，他的足跡踏遍世界各處，其中尤以1944年6月6日盟軍登陸法國諾曼地時，他在德軍激烈砲火反擊下，隨同士兵衝鋒搶灘的現場直擊系列照最為膾炙人口，史稱「無以倫比的11張影像」（The Magnificent Eleven）。
二次大戰後他歸化為美國公民，並成為家喻戶曉的文化明星，往來俱是社交名流。然而厭惡暴力、祈求和平的卡帕，畢竟是在戰亂中成就盛名，無法長期滿足於如此安逸的生活狀態。他在1947年與布列松等人成立了以報導攝影為宗旨、標榜攝影師獨立性，且不隸屬任何媒體機構的「馬格南攝影通訊社」（Magnum Photos），並重新開始遊走世界各地採訪。1954年他在拍攝法越戰爭時，不幸身觸地雷喪命，享年41歲。
戰地「英雄」
此次國美館展示的卡帕作品，來自東京富士美術館典藏。該館擁有全世界僅3套，由同為攝影家的卡帕胞弟康乃爾．卡帕（Cornell Capa）等人監修，90年代初自7萬多張影像底片裡挑選，最後沖洗出的937幅卡帕決定版代表作。或許是展場空間所限，國美館此次僅從937張照片裡挑出100張，
並依主題分為「聚焦事件：西班牙內戰與對日抗戰」、「目擊歷史：第二次世界大戰及其前後」、「諦視原鄉：以色列建國及法越戰爭」，以及「回望生活：卡帕與
他身邊的人們」。雖然這些照片仍一定程度地反映了卡帕做為歷史見證者，在不同時期的個人歷程與影像成就，展覽也以地圖、年表與紀錄片方式，意圖擴展其脈絡
厚度，但整體影像敘事在空間設計與影像陳列上，仍不免有走馬看花、不夠深入之憾。
比
較大的問題，在於「卡帕傳奇」得以成立，很大部分建立在二次世紀大戰前後極度勃興的圖像雜誌全球市場，其規模之大得以支撐攝影記者四處採訪的報導開銷，而
彼時電視媒體的黃金時代尚未來臨，加上軍事單位對於媒體記者的管控限制尚稱寬鬆，在這些大環境因素的背景下，加上卡帕自身的無畏視野，方使得那個年代的戰
地攝影記者，具有舉足輕重、被讚美為「歷史見證者」的崇高地位，並成為紀實攝影的某種「典範」。
國美
館此次將展覽定名為「在現場」，並希冀在空間規劃與策展論述
上，將卡帕作品的討論導向「影像倫理」的批判面向，是台灣美術館界少見的可敬努力，但或許由於展覽現場對社會背景、媒體歷史與影像建制的討論過於單薄，導
致 用意良善的視覺倫理籲請，最後仍較侷限於「去脈絡化」的個人英雄式說詞。
〈倒下的士兵〉真偽爭議
Robert Capa, SPAIN. September, 1936. "Death of a loyalist militiaman".
例如國美館展場的入口處，便陳列了卡帕的名言：
「如果你拍得不夠好，那是因為你不夠近」，搭配〈倒下的士兵〉原作，彷彿這段話與這張影像，足以濃縮整個展覽以「在現場」為核心的影像倫理價值。然而詭異
的是，〈倒下的士兵〉事實上是一張攝影史上極具爭議的作品。多年來，不斷有人質疑其真實性，而卡帕生前面對質問，例如拍攝的確切地點過程，或死亡兵士的身
份等細節，總是略而不談或避重就輕，更加深了外界的猜疑。
攝影史學家對這張照片最主要的疑慮，包括它究竟是
否真的拍攝於戰事正熾的兩軍交戰之際，抑或只是演習扮戲，好在鏡頭前達成強烈的影像張力與宣傳效果？近年來經過諸多研究的引經據典、實地訪查、田調訪談、
比對底片與科學實驗，攝影學術界大致得到的共識是：影像拍攝於西班牙的埃斯佩霍（Espejo），該地區在1936年卡帕「在現場」時並無戰事衝突，而若比對同日同場景的其它底片，便可得知當時是一群非正規軍人刻意作出衝鋒陷陣的姿態，好供當時「在現場」的卡帕與塔蘿拍攝。
在此「操演」的共識下，則出現幾種歧異的詮釋，例如以康乃爾．卡帕為首的國際攝影中心（International Center of Photography、ICP），或許是為了守護其兄戰地攝影傳奇的地位，主張士兵是在受卡帕指揮、作勢衝鋒時，竟遭鄰近埋伏的敵軍狙擊手開槍命中，喪命過程正好被鏡頭拍了下來，而卡帕則因為良心自責，多年來對此照片保持緘默[1]。由於此一照片的原始底片，如今已不存在，第二種詮釋因此分析現存於世最早沖洗出的〈倒下的士兵〉，發現其照片長寬比例，事實上並非卡帕使用的萊卡（Leica）相機所能拍出，而是塔蘿慣持的祿萊（Rollei）相機方可為之，因此可能是卡帕與塔蘿臨時交換了相機，所拍攝出來的[2]。第三種觀點則分析拍攝現場的所
有照片，並依照推斷出的兩人拍攝位置，判斷〈倒下的士兵〉實為站在卡帕身旁的塔蘿手持祿萊相機所拍，或許為圖銷售照片之便，而以當時較有名氣的卡帕之名發
表，不料於《生活》雜誌刊載前夕，塔蘿不幸戰地罹難，導致卡帕更加不願公開談論這一張充滿傷痕、記憶與秘密的照片[3]。
換言之，國際攝影學術界目前已公認〈倒下的士兵〉是一張可信度存疑的照片，然而這並不代表美術館或教育機構應該迴避展示這張「問題」影像。相反地，正因為其經典地位與爭議，而更應將這張照片「問題意識化」（problematised），
批判地呈現其背後的脈絡、疑問、爭議、推理與餘響，做為證成並討論影像倫理與視覺政治的絕佳節點，而這也是國外美術機構近年來在處理這張名作時，所稟持的
策展態度。可惜的是國美館雖在圖錄裡有提及此一爭議，但在展場陳列裡，卻只單純且近乎天真地，將它直白陳列在最顯眼的入口處，並搭配卡帕所強調的「在場
性」，藉以當成攝影家「個人」在見證歷史真相與戰爭殘酷的某種影像凝視的原真起點，不得不說，是個過於大膽化約、而缺乏歷史縱深與批判意識的設計。
「手的痕跡」與誰在現場？
此一批評，並非否定展覽的內容與卡帕的個人成就，事實上，從流亡的托洛斯基情緒激昂的演說現場（1932），到屹立在馬克思肖像前的周恩來（1938），這些黑白照片仍充滿了各式各樣從歷史皺折閃耀出的激情亮點。其中，尤以卡帕1944年
隨盟軍搶灘諾曼第的系列照片成就最高。那些搖晃模糊的粗粒子影像，讓觀看者彷彿與他一同奔跑在槍林彈雨的最前線，此時，眼睛的視線或許已經不再是最重要
的，拍攝者也無暇慢條斯理地凝視觀景窗構圖，反而是身體與相機融合成一體，無怪乎這組照片，美學技術上或許不達一般水平，尤其當年的暗房沖印師將大部分底
片洗壞，導致最後留存的只是幾張吉光片羽般的影像斷片，但在攝影史上，或許沒有任何照片比它們更能體現出攝影家拿著相機、按下快門之「手的痕跡」，而那才
是「在現場」一事足以成立的決定性動作。
然而我們生存的時代，軍事戰爭與武裝衝突的形式，已與往昔有著極大的不同。交
戰型態的改變（遠端轟炸、快速狙擊），加上國家機器對於視覺影像的嚴格管制（非經許可不得採訪，遑論任意移動拍攝，除非以隨軍攝影師的名義，並接受嚴格的
事後檢查），使得攝影師再也無法如卡帕那樣，能輕易地「在現場」拍攝衝突場面。而卡帕等人形構的戰爭與紀實攝影典範，如今竟也能手段與目標彼此異化，成為
如「普立茲新聞攝影獎」這種以「年次」或「類別」為切割單位，並能排出高低優劣名次的攝影「獎」，並在國際新聞近乎闕如、歷史意識淡薄的台灣，與多拉A夢並列為文創園區票房鼎盛的熱門展覽，實在具有若干諷刺意味。
卡帕說「如果你拍得不夠好，那是因為你不夠近」，然而時代畢竟變了，近年來最
驚心動魄的國際衝突影像，常來自資訊嚴格封鎖、記者無法進入的狀況下，由業餘者自行拍攝的粗糙影像。他們雖然不是專業的攝影家，也不會得到普立茲獎肯定，
但仍然間接地證成了「在場性」一事的重要性，專業攝影家的缺席，與業餘紀錄者的在場，並不代表「見證」一事的式微，反倒說明了從卡帕到當代，面對戰爭與衝
突時，影像政治與視覺倫理的「變」與「不變」。
（原載於《典藏今藝術》2013年8月號）
[1] 由ICP策劃、近年來巡迴世界各地的大型展覽〈This is War! Robert Capa at Work〉，便以此種觀點為主；而作家蘇珊娜．佛蒂絲（Susana Fortes）所寫，即將改編成劇情電影的半虛構小說《等待卡帕》（Esperando a Robert Capa），亦主張此說。
[2] 這種說法可參考本展覽圖錄中，由前富士美術館學藝員吉岡榮二郎所寫的〈「倒下的士兵」之謎〉。該文對此照片爭議有頗為完整的描述，唯最後推論仍缺乏充分佐證，並在維護卡帕的前提下，失之武斷。
[3] 此
說以日本作家沢木耕太郎的論述為主，他將〈倒下的士兵〉置放在卡帕與塔蘿意圖建立名聲，並且積極反法西斯的個人生命史脈絡解釋，並將卡帕在諾曼第登陸時的
英勇行徑視為對〈倒下的士兵〉造假一事的個人救贖，雖若干部分仍有過度推論之嫌，但實屬目前較具說服力的分析。而為搭配2013年於橫濱攝影節舉行的「卡帕‧塔蘿」雙人回顧展，NHK並與沢木耕太郎合作拍攝紀錄片《命運之作 - Robert Capa 倒下的士兵真偽揭秘》，結合科學分析與動畫還原等方式，多角度佐證其說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