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aymond Williams (1921-1988)
1985
2007 -2 –3修正譯槁
翻譯：馮建三
礦工在劈、在挖煤礦的時候，總是伴隨著許多吵雜的聲音、塵土，以及許多沒有用的石塊。類似的道理，煤礦大罷工發生後，有些核心議題對於社會來說，具有重大意義，但環繞這些 議題之周遭，經常也會有許多雜音與塵土，以及足以造成困惑的、短期的或惡意的論點，致使這些議題隱諱不顯。千千萬萬的礦工當中之絕大部分，已經以其非凡的人文品質，歷經集體的磨難，履行了他們對工會的責任。現在，社會主義者的責任在肩，我們在任何情況下都得持續支持礦工，不僅如此，我們還得澄清核心議題是些什麼，在未來的數十年，我們得通過社會遊說，推進這些議題；未來，英國社會將呈現哪些光景，將由這些議題所決定。在這場罷工中，界定這些議題的四個關鍵詞是：經營管理（managemnet）；經濟（economic）；社區、社群（community）；法律與秩序（law-and-order）。
以下，我將逐次討論這四個關鍵詞，使之導向總體層次的議題。
在「經營管理階層」片面決定關閉部份礦坑後，工會開始罷工。在這裡，我們必須處理的議題，實乃攸關社會主義鴻圖大業的核心。早先，有關各種協議與程序的論點，僅屬當下與立即；早先，人們談論的政治脈絡與風格，固然重要，卻遠遠望此議題而莫及。這個議題是，勞動者認定他們應該有權，不僅控制自己的薪資與工作條件，而且也要能夠控制他們的工作之本質。無庸置疑，這個認定具有絕對的人文內涵。假使否認這個認定的正當，或僅只是要為其設定成立的條件，都等於是使將男男女女的整個階級，臣服於他人的意志之下。我們可以預期，資本家會否認這個認定。他們建立其世界的基礎，是通過其資本權力，設定雇用的經營管理條件，然後臣服實質的大多數勞動者。每當有人挑戰這個權力，他們就滿心憤怒、也滿心鄙視。另一方面，歷經許多世代、奮進於極其困難的實務條件，社會主義者是在朝向一個社會願景前進，是要讓這個認定的人文內涵能夠開始為人認知，或最後能夠得到實現的機會。我們自己的勞工運動之主流，選擇了一個特別的路徑。這就是，我們將主要的產業與服務業國有化，這樣一來，這些事業代表者，就不是資本家以私人利潤形式展現的利益，它們將使得國家或公共利益得以具體展現。這似乎是合理的前進路徑，是替代老舊的、不負責任的資本主義之方案。
但是，這個路徑導向何方？這場礦工大罷工說得一清二楚。遠比其他任何單一事件，它讓我們更能清楚認知，這個路徑與其原初的人文認定之內涵，相去還是相當遙遠。了解個中差異的關鍵詞，正是相當滑溜的一個字眼：「經營管理」。在所有現代產業的發展過程，我們都看到了「經理管理」這個詞，這是事實；它與更早一些的用語「主人」（master）及「雇主」（employer）之間，存在著混淆的關係，一種堪稱嚴重的混淆，而且有些時候，是人們刻意造成的混淆。
（譯按：勞工在促使生產工具）走向國有化的路徑時，催生了一個單位（board），依理它得代表公共利益，其次，另有一個單位，職司技術的經營與管理，負責生產與分配的監督，這些就是新式結構的理想要件。勞工理當控制自己之生產這一回事，此時已被擺在一旁，人們提出的理由是，還有更大的國家利益以及最有效率的可能生產方式，得優先照顧。人們提出的這些優先項目，固然相當重要，只是，假使人們引用這些項目，作為拒絕或設定勞工人文內涵的依據，我們就得注意，接下來發生了些什麼事情，這一點很重要。第一，「煤礦委 員會」（the Coal Board）實際上成為了如同企業般的雇主，它並未代表總體的公共利益，它在政治與財務上，僅與國家產生關係。「公共」委員會與「技術經營管理」團隊之間的區隔，已經模糊，這樣一來，原本僅只是應該肩負專業操作的「經營管理」團隊，成為另一個字眼，掩護了「實質」雇主的意志及算計。
這是一種混淆，並且這種混淆的後果，格外嚴重。因為，幾乎所有地方的所有事業，確實都有經營管理的需要。對於任何複雜的操作來說，研究、組織與計畫都很重要。前述混淆所造成的錯誤是，當前強加於「經營管理」的內涵，已經將經營管理一再化減，使其必要的計算過程，僅僅剩下雇主的統合營運計畫，並且雇主又僅用自己的界定方式，理解他所認定的、能夠獲利的操作模式。「經營管理」團隊所說的，於是成為一組不容挑戰的技術決定，而實際上的經營管理--很清楚，這裡是指早先的主人或雇主--是在足以產生決斷效力的情境中，通過短期的政治的與商業之計算，加以達成。
有了這個理解，我們應該能夠看出，礦工起而挑戰的是「經營管理的權利」已被片面決定。此時，資本等權勢集團卻動員了起來，他們想要動員大量意見，擊潰礦工的認知，在這裡，我們清清楚楚地看到了，整個現代的工作組織，出了哪些關鍵議題。經營管理團隊遂行其當下決策時，他們甚至並沒有諮詢礦工及其工會，但若他們真有諮詢，也會少於應有的諮詢範圍與深度。礦工的認定是，他們的一輩子都已經投入在這個行業，礦業應該怎麼規劃長遠方向，他們從一開始就應該要被諮詢，他們致力抗爭的目標，就在這裡。真正的經營管理是一個持續且複雜的資訊與協商過程，一直要到某種總體的，但又總是還可以協商的協議達成了。
錯誤的根源在於，空談「經營管理的權利」，卻對於這個困難的過程，刻意漠視、使之無法進行，或甚至事後推翻之。至此，它根本就是沒有意義的言詞，它只是「雇主」獨斷而不容挑戰的權利之另一種說法。對於這種傲慢與含糊，對於其露骨的面貌，礦工提出了挑戰；此時，礦工不僅為己，礦工也是在為所有的勞動大眾，發出不平之鳴，礦工在為所有人，無論是側身於醫院、大學，或其他服務業與製造業的所有人，提出挑戰，礦工正在為具有深遠且重大意義的原則而奮鬥、而戮力爭取。是以，這已經涉及了所有人的利益：辛勤在自己崗位努力工作的人，不容資本與國家以「經營管理的權利」作為其掩飾，遂行這些獨斷的操作之實的人。我們身處於這樣的時代，非常強大有力的跨國資本，祭出了不等形式的旗幟，便宜行事地東挪西移、南遣北調，百萬千萬億萬資金，任其役使；我們也身處於這樣的時代，各式各樣的金融集團經常迅速且獨斷地接管了或合併了各種事業。幾乎不可倖免，礦工此時此刻的處境，就是你我明日可能面臨的困局。
一直到目前為止，我們依靠工會保障我們，我們秉持公共部門的理念保障自己。但是，這次罷工顯示，任何一種的保障在所有關鍵點，都遭受了攻擊。不管當下這場行動的命運為何，如果我們無法領受教訓，無法建立並推進一個意識、一個運動，藉此捍衛並提昇民主的核心條件，那麼，我們將無地自容：這就是說，我們的勞動是我們自己的勞動，不容他人獨斷，不容他人對我們的勞動指東道西。
但是，另一種聲音說話了，它語帶保留而說，人總得面對現實。如果你的勞動並不符合經濟，你有任何權利依賴勞動而生活嗎？這誠然是活生生的一個問題。不過，描述這個問題的依據，不能是管理單位用來對抗罷工的那種說法：他們的說法就是本文一開始提及的，是雜音與塵土。經此說明，我們當可知道，這裡的「經濟」也好，「經營管理」也好，從一開始就不是出於資訊暢通的、專業的或中性的評斷，絕非如此。倒底什麼是經濟，我們只要攤開礦坑的直接交易帳目，就能提出相當不同的、甚至足以替代管理單位之定義的「經濟」內涵。如果我們真攤開「煤礦委員會」制定的會計程序，對於這些程序是否真地那麼清楚、是否真地那麼相關，我們勢將提出嚴正的專業質疑。官方的任何計算標準，我們都有權利挑戰，與此相同，礦委會的這些規則也應該容許他人挑戰，礦委會無法訴諸「經營管理的權利」，就想在知識上，保障這些規則或標準。
礦委會再怎麼述說其論點，都不能忽視另一個層次的問題，這就是說，我們必須將「經濟」作為一個關鍵詞，檢視其內涵---正就是在這裡，我們觸碰到了「經營管理與協商」的實質內涵。所有的資本主義經濟學都有這個性質，甚至，捲入資本主義術語而論述的社會主義經濟學者也帶有這個性質，他們會說，特定的一些商業是與整體經濟脫勾而運作。我們可以理解，這是一種技術層次的說法，我們是得通過特殊的手段，檢視特定的一些操作與投資。但是我們也不能忘了，所有這些操作與投資總歸還是得回返作用於整體經濟，它們畢竟是整個經濟的構成部份，不但如此，它們還得回歸於社會，因為整個經濟所要支持的目標，就是社會。
若從這個角度觀察，煤礦這個例子極為強烈，也很特殊。煤礦是這個島嶼的深層經濟資源，任何人對於挖礦的經濟計算，若要合理，不僅要計入當前的交易，並且，總體能源政策的長遠及相關計算，也得通通納入。一經這麼看待，我們就會發現，採取某種算計，使生產集中於目前最有利可圖的礦坑，卻又根據另一算法，關閉無法獲利的礦坑，即便僅從孤立的經濟過程來看待，以上作法無疑已經很有問題，並且，這些作法對於煤礦的長期儲存量，又會造成什麼效果，其實也未曾納入其經濟計算之中。
但是，事情的全豹遠比這些作法所關照的層面，來得寬廣許多。（譯按：經營管理者的）會計算法，僭越而取代了總體經濟的算式。誠如煤礦工會所說，管理者投入於擊潰罷工及資遣人力的成本，比起維持現有礦業的運作成本，還要來得高。但還不僅於此，還有更為一般層次的事實，假借「經營管理的權利」之名，原先存在於悠久礦田之大量社會資本及持續的社會投資，轉瞬間就被當作過時，不再有用。位於這些地區的各種大小房舍屋瓦、各級學校與各個醫療機構及其設施，以及大街小巷，它們在在都是巨量的經濟投資，與其比較，任何產業（譯按：其實是指礦業）的交易計算，實在只能是小巫了。正就是在這個最為根本的層次，礦工已經開始界定社會主義經濟體的真正議題與困難，是些什麼，礦工已經開始暴露資本主義經濟體的長遠毀滅屬性。我們復甦勞工運動的各種政策，必須以這個認知為基礎，以社會全豹這個更為寬闊的基礎，才能建立。
在輿論看來，煤礦罷工是舊秩序的最後一擊。若以正確眼光視之，這卻是邁向新秩序的第一步。特別是礦工再三強調，他們要保障他們的「社群」。這裡又是另一個關鍵詞，我們必須理解它的內涵。
如同大多數的人，當礦工說及社區時，他們指的是他們已經居住多年的地方。但不僅於此，這也是他們還要繼續居住的地方。他們在斯土斯地已經居住好幾個世代，他們投入了許多經濟的以及社會的心力，他們投入了許多的人文關懷，在他們之後的許多新世代，還會繼承轉化。這種投入是濃郁強烈的、是全心全力的，假使沒有這股投入，社區也就沒有內涵可言。
然而，community 這個字還有另一種用法，它是社群、共同體，它指的是一個抽象的總合體，並且其成員所共有的利益，並非經由協商而來，而是有個獨斷的過程，這個社群並非 指涉真正的地理空間或任何活生生的人。無論是一個民族或是一個種族，這類範圍更為廣大的社群若要真實地存在，必然包括所有真實的、多元繁複的社區。假使要以社群、共同體之名、要以「公共」之名摧毀真實存在的社區，那麼，這還不僅是不對且錯誤的，這還是很邪惡的。
可是，這卻是現在這麼強烈的、迎面撲來的社會秩序之邏輯，雖然它這麼讓人難以理解：這是新式的資本主義的邏輯，它的游牧作風利用活生生的地理空間與人，然後（在自以為合適 的時候，）持續移動。真是這樣，這個新式的游牧資本主義之代言人，望之愈來愈不像是真正的人，反而愈來愈像是塑膠的游牧浪人在看在說話：浪人站在遠離既定的工作及生產活動之外，這些人來了、拿了錢，等著讓人告訴他們，不管他們去哪裡、在什麼旗幟之下，他們都會好好地幹。拉回現實，這些人是在陰影底下操勞的，無論是到了都會中低收入區，或是到了早已經成為廢墟的煤礦村落，活生生的男男女女都知道，他們面對的是紙鈔與貨幣築成的異化秩序，似乎是那麼強大有力的異化秩序。他們生活在社區，他們敢於反抗，所有的礦工、所有的女人、所有的老人，以及社區的其他所有人，他們挺身站立，不單反對，他們更要挑戰這個強大有力的勢頭，這是他們留給我們的永恆榮譽。
可是，假使挑戰要能成功，要能真正擊潰這個異化的力量，那麼，這個挑戰得涉及更為寬廣的範疇。從煤礦切入，這是好的開始，因為煤礦的重要性，具有總體意涵，且持續重要。但是更為寬廣的挑戰與推進，必然得進入更為困難的領域。我們得徹頭徹尾，重新建構經濟與社會的各種關係，這是個至為根本的問題。因為擺在我們眼前的事實是，就在那個異鄉秩序裡，將有一個接著一個產業的、愈來愈多的人，在這些一長串系列事件的決定之後，會陸續遭到解僱。這些異化的力量通過私下言說與運作，有一部分就順順當當地進入了傳媒，我們於是看到了長長一串的統計數字，叫嚷著在更多工人被解僱後，生產力增加了、利潤增加了。他們所構築的這條道路之終點，他們忙著宣布，這個是不經濟的、那個是多餘的，但淪落道途者，又豈只是特定的一些社區，而必然是所有的人類社會---以前人們稱之為「布列顛」（Britain），但現在他們稱之為「聯合王國」（Yookay） ，也只不過是排在前面的人選而已。
對於這些遊走四處、身段柔軟的人，我們無須為他們操心，雖然他們拿著與我們名義上相同的國籍。他們會不停地遊走，或說，無論們從哪裡得到利潤，都會得到重重的保障的。假使我們這些在地人，，並且也繼續會是在地的人，想要擁有而且也要維持真正的社會，那麼我們就必須尋覓另類的經濟秩序；如果沒有真正的社會，我們也就永遠不會有任何社會主義。
堅持社會主義不能只是說空話，這不足以迎戰這場挑戰。務實以進，勢將極其困難；我們現在就必須嚴正以待、認真投入的原因，正在這裡。有階級，就必然有社會的不平等，作為社會主義者，我們總是對此有所體認。但是我們社會主義者經常忽略了，土地本身，以及我們擁有的土地，其實同樣存在類似的不平等。這場罷工再次教導我們，讓我們重新憶起，煤礦是一種天然資源，而正也是這樣的思維--這種思維無異於一種既務實又特殊的審視，讓我們正視我們賴以維生的手段，既是資源也是技術-- 藉此我們才有挑戰的能力，挑戰有關財富 與利潤的主流界定方式。
因為，財富其實僅能存在於人，僅能存在於人所勤力的土地與海洋，它們超越了所有的異化類目。想要使用這些財富，卻又要拋棄與放逐人力，二者顯然存在深層的矛盾，終究會導向社會災難，這就如同，若是不知節度的開發土地與海洋，自然災害也就緊隨而來。從實實在在、活生生的人出發，我們才能設計出符合需要的經濟政策，用以維持人們的永續生活。在思考時，我們必須來個大轉向，如此，符合我們需要的經濟政策才能出台，礦工以其行動，以其有關礦坑與社區的論述，已經顯示了大的轉向，他們拒絕分離經濟、人及社會。
正是在這樣的脈絡下，我們應該檢視最後這個關鍵詞：「法律與秩序」（law-and-order）。在我看來，這個複詞是一個單詞，因為當下該詞與「糾察」（picketing）這個詞對立。兩個相當不同的詞彙與概念，卻在獨斷的裁量下，合為一個術語，正是因為這個緣故，我們於是得以掌握理解當前意識形態效果的鑰匙。社會需要法律規章，複雜社會需要立法與修法，所有社會莫不如此。真正的問題是「秩序」。傾聽內閣部會首長的言語，他們口出「秩序」，但真正的意思卻是指令：順從法律權威。或者，我們其實應該說，在與「經營管理的權利」結合使用後，「秩序」意指順存所有權威。礦工身處這這脈絡，必然感受到了極大的侮辱。然而，「秩序」作為一個理念，遠比服從權威重要。法律必然是特定社會秩序的工具，缺此，沒有人能夠生存。但若以特定法律來說，卻經常引發衝突，因為，真正造成問題的是，我們想要的社會秩序，其基本定義是些什麼。這樣看待事理就能發現，很多法規而特別是限制工會權力、限制勞工集結的力的法規，或是介入自由勞動力市場的法規，必然是由資本支配了。挑戰這個秩序，就是挑戰這些法律。
認清這個事實對於我們社會主義者，非常重要。因為，很多人經常攻擊，指社會主義者支持脫序。我們在回答這個問題時，必須不再只是守勢、不再只是消極對應之，這一點相當重要，社會主義者必須謹記在心。因為，在抗爭經營管理權利的時候、在爭取另類經濟政策的時候，在爭取社區的存續條件的時候，沒有哪一種行動不涉及「秩序」的長遠原則：秩序不能是指令、不能是威權，秩序必須經由多數公民選擇，是人們選定的生活方式。社會主義者應該翻轉態度，不是防衛式地為脫序辯護，而是要利用每一個機會，大力陳述刻正發生的事情，真相是什麼：政治力與經濟力聯合攻擊我們，我們熟稔的社會秩序，因此為之脫序，我們的社區，遭其摧毀。
礦工及其家小生活於陰影之下，他們飽受威脅，他們的礦區朝不保夕，對於此情此景，他們早就一清二楚。他們直接捍衛的是生活方式，是特定社會秩序的一部份；以另有發展的地方之眼光視之，它現在是遭受了殘酷無情的壓制。社會主義者必須領受這些啟示。無論是從各礦區的分裂與差異、無論是從罷工發生的方式，無論是分區決定而不是全國投票，凡此種種情況都已經清楚告訴我們，形同是深深刻畫於大地的物質不平等，對於我們是不是能夠在較大範圍，通過協議而達成社會秩序的建構，勢將產生深遠的效應。
生活在肥沃而足資獲利的礦田的人，他們在最淺層土地，就能開掘礦苗，他們對於其社區未來的認知，可能與他人極為不同。由於存在這些差異，因此勞動者在籌組全國工會、全國的社運組織或政黨時，若說要泯除這些差異，使整編成為單一政策、一種另類秩序，是會遭遇理論難度，如果再加上環境的實質差異，那麼，整編的可能性，就會更加有限了。社會主義的政策，以及其小部份的修正，從一開始必須仰仗迥然有別於資本主義政策的基礎，原因在此。
一直到現在，資本主義政策並無兩樣，仍然是在市場上低價買入、高價賣出；晚近數十年，對於人們最想要自由選擇的社會秩序，這種作風已經造成了長遠的顛覆效果，因為，人們若能選擇，人們最想要的是，以獨立、能夠自我更新與永續經營的國家面貌而存在。無論是訴求「法律」，或訴求「秩序」，它之所有還能產生效果，主要還得有賴於人們的國家認同。然而，號稱公營的企業，無論是鋼鐵或電力，或是現在已經輪到的煤炭，如今居然到了這個地步，這些個別企業要以自己當下的市場計算，公然壓制真正的國家利益（比如，他們跨洋越海，從境外拖卸燃煤進入英國，不惜挫傷、減少或甚至關閉本國的國家產業），到了這個時候，深刻的社會危機已經浮現了。
危機的核心是特定的「經濟」或「不經濟」的說法上揚，一有必要，它在實際上、在便宜考量之下，就壓過了所有其他的社會價值。假使這個說法繼續橫行無阻，我們在爭取我們意定的社會秩序及其法律時，我們還能有什麼空間呢？進而言之，所謂的「經濟」，又還能有什麼內涵呢？少數殘存的產業與服務業，難道還能在生產的國際競爭壓力下，挺立勞動的條件嗎？事態終將炎涼，國際資本標準運作下無完卵，想要不強制任何人成為多餘而失業，想要爭取可長可久的社會秩序，終局以觀，不再可能。
觀察當前的政策--如果這個嚴肅之名號，還能使用—政府是要聽任荒蕪的出現，或者，實際以言，應該說政府加速其出現。政府認為，所有失業者及被拋棄的社區，必然一蹶不振，處於政治邊緣的位置；或說，政府認為，如果這批人僅只依靠自己的行動，那麼，政府可以通過中央化的通訊傳播手段（在這場罷工，政治論述不在國會中進行，而是在收音機與電視上展現）及新形式的監理手段，加以控制。
有了這個領悟，我們就能看出，礦工從兩個主要方向，導引我們進入決策時刻。為了英倫島嶼，無論是以任何標準衡量未來的政策，礦工的煤礦及礦工的技術都是重要的資源。他們不是（譯按：商品，）容不得市場部門的品足論道，他們是我們的經濟生活得以永續存在的關鍵。（譯按：前述這一點之正確，並無疑問，惟下列）第二個面向的思考，才能超越一般經濟位置的發言。就經濟談經濟這個部份，固然不失其說服力，但還不充分，我們得提升論點，使之走向社會議題的層次；這就是說，英倫社會的未來、勞工運動的未來、攸關社會主義鴻圖大業的未來，也就是所有人的社區之存續問題，是必須先有這個層次的討論，才能決定。社會主義若要復甦，就得面對這些危機四伏的社區，（譯按：能夠面對，社會主義就能）成長：這些社區的困境不是僅限於它們自己，具體而微，它們凸顯了所有地方的需要。有此體認之後，多元就能存在，就能彰顯我們對多元存在的尊重，我們於是能夠期望社會大眾，醞釀形成其力量，從而尋求有效的政治構連。這條道路會很遙遠、細部景觀會很難以描繪，但是，這些充滿毀滅意涵的關鍵詞，「經營管理、經濟、法律與秩序」，已經被礦工挑戰；這些關鍵詞掩飾了新的、不知行將帶來災難的資本主義之真實運作，為了他們自己的利益，礦工挺身而出，礦工同時也勾勒了普遍利益的新形式。
這場罷工走入尾聲的時候，我們會有許多事情，必須討論，必須提出主張：有關策略的、有關時機的，以及，毫無疑問的，我們也得處理有關人格品行的議題。但是，快速並明確地超越這些事項，卻是重要之事當中，最為重要的，在罷工這段期間已經明顯浮現的、具有普遍意義並且至為關鍵的議題，我們必須提出。
‘Mining the meaning :key words in miners’ strike’,原出版於New Socialist 25, March 1985,收錄於 Williams, Raymond (1988) Resources of Hope, pp.120-7, London:Verso.(前書係Williams於1988年初去世後，由 Robin Gable編輯而成)。
譯按：1984-5年間的英國礦工大罷工是英國1926年全國總罷工以來，最劇烈的勞資（世界觀）之對立事件，工人雖失敗，但事件中工人領導中樞之頑強，仍使執政的保守黨（諷刺地，也包括工黨）至1990年代初還畏之與恨之如虎，甚至促使情治單位與壟斷傳媒，形同聯手，在1990年初春起，導演了長達數月的抹黑工會之事件。詳見Milne, Seumas（1995）The Enemy Within: MI5, Maxwell and the Scargill Affair, London: Pan.該書部分另以<打壓礦工的秘密戰爭>蒐錄於Tell Me No Lies:investigative journalism and its triumphs (Pilger, John 2004/閻紀宇譯2006)<<別對我撒謊：24篇撼動世界的調查報導>>，台北：商周，頁339-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