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載於電影資料館「台灣電影筆記」之「紀錄片院線之路」專題）
最近常進電影院的人，大概都會察覺在影片放映前，出現了一系列的名為「健康台灣」的政府形象廣告。這系列廣告，大量挪用近年來在台灣走紅的紀錄片如《無米
樂》、《南方澳海洋紀事》、《翻滾吧！男孩》的畫面片段，藉以包裝並宣揚執政當局將2005年訂為「健康台灣年」，政府施政將「要讓人民休養生息、安居樂
業，企業有穩定、安全的投資環境，更要提供一個新的穩定政局，讓人民活得喜樂、活得有希望。」（行政院2/25施政報告）
新聞局更稱，「以紀錄片精華片段來闡述政府政策，有事半功倍效果，並可兼具『推動國片振興』、『宣導施政理念』兩大任務」（中國時報2005/7
/30）。於是在這系列宣導短片裡，《翻滾吧！男孩》被轉譯為「擁抱夢想！前進奧運！跟著男孩一起翻滾吧！健康台灣！」；《南方澳海洋紀事》被簡化為「咱
們的海洋！打拚的故鄉！健康台灣！」《無米樂》裡對農業文化的探索與反思，則被扭曲成推動精緻農業的背景畫面。而這種任意、荒謬、甚至可說是粗暴挪用紀錄
片的現象，事實上是近年來台灣紀錄片文化的怪異發展下，達到極致所產生的一個反挫結果。
曾為文質疑「生命現象」的文化評論者郭力昕，最近在日本山形影展的機關刊物《Documentary Box》第25期上發表專文〈傷感主義與去政治化：當代台灣紀錄片文化的一些問題〉
（Sentimentalism and De-politicization:Some Problems of Documentary
Culture in Contemporary
Taiwan），批判近年來台灣流行的紀錄片文本，例如《石頭夢》、《生命》，及《無米樂》等片，常將所處理的主題「去政治化」或「去脈絡化」，並以情緒
性的感傷主義取代對問題的深刻分析。
而紀錄片，倘若我們回到John Grierson那最素樸又原初的定義：「對真實的創造性處理」（a creative treatment of
reality），那麼近年來掀起的紀錄片熱潮，卻讓人驚覺到不只是影片導演有此「創造性處理」的能力，影片在完成之後的後續映演、行銷、宣傳、動員等現
象，更創造性地引導並侷限了影片被多元解讀的可能性。
例如近年來興起的紀錄片風潮，逐漸形成一套新的行銷手法。這套手法，包括上片前大量舉行試映會，招待部落格作者觀賞，希冀藉由他們的書寫，以及在網路同儕
間的意見領袖地位，逐步形成一股輿論效果。由於部落格彷彿具有一種私人日誌的色彩，因此這種書寫方式彷彿也保證了某種無涉利益的「真誠性」，雖然這類風
潮，背後多是由負責媒體宣傳或行銷的單位所發動，而「寫手文化」的盛行，在某些影片的討論時反倒造成意見的一元化，並在網路上形成意見的「沈默螺旋」效應
(註一)。
而在網路宣傳之外，為了登上媒體版面，許多替紀錄片發行的單位，也大量邀請政治人物觀影。「感動」、「惜福」、「島嶼的歷史」、「台灣人的生命力」是這些
政客每次觀影後，不約而同發出的讚嘆之詞。姑且不論這些話語是否發自內心，但當名人效益在媒體上以斗大的標題展現時，原本或許有多種詮釋空間的紀錄片文
本，卻只能被窄化為某種以感動為觸媒、以情緒為依歸，但卻「去歷史化」且「去政治化」的解讀方式。
以《無米樂》為例，裡面「老農文化」那股「禪，就是不讓你反抗，你甘心忍受」的人生觀，其實可以批判地解讀為是台灣的農業勞動者，由於長期受到當政者的壓
制與剝削下，所一種不得不柔順所產生的人生哲學
(註二)，卻在政治人物的背書與言說下，被簡化成老農與大自然間浪漫情懷的標本。全景的《生命》一片，則因無涉制度及結構面的剖析，對於當權者而言，也就
顯得安全無比，「生命的堅毅」及「生命自然會找出路」於是變成此片的標準詮釋，負責宣傳行銷此片的相關人士，甚至主張政府單位應將此片版權購買下來，讓社
會大眾「分享感動」
(註三)。而當負責災後重建，應該被監督的公部門，反倒開始動用資源，大力推薦一部鼓吹「生命會自己找出路」的紀錄片時，紀錄片為了行銷宣傳所扭曲的政治
倫理與影像意義，就不可謂不嚴重了 (註四)。
此種風氣之盛，使得政府單位開始把腦筋動到紀錄片上，將其當成包裝紙，成為施政方向的抒情影像，也就變成自然無比的趨勢。
這讓人想到高達的一句名言，那就是政治導演的重點，「不在於單純地去拍政治電影，而是怎麼樣『政治地』去拍電影」。高達的意思是，因為政治無所不在，對於
關注階級鬥爭、進步政治，及前衛影像的人來說，戰線與目光也應多加延伸，不能只把注意力放在「狹義」的政治電影文本裡。
假如對此略作延伸，那麼對於紀錄片工作者來說，若只以自身角度與美學偏好來「對真實進行創造性的處理」，在今日恐已不足夠，更應多所留意自身對於「真實」 的處理，如何在各種層面被其他人所接合、挪用、轉化、扭曲、乃至於轉而服膺於既得利益。
換句話說，既然紀錄片處理的是「真實」，那麼就不能不留意影片完成「後」，在社會上所造就的各種「真實效應」（truth effect）。
尤其紀錄片，多講究與拍攝對象間藉由長時間互動，才能在互信、互重的基礎下，提煉出精粹細緻的影像成果。換言之，拍攝者與被拍攝者間，其實有著一道由於長
時間相處，才能細心建立起的無形契約。紀錄者手上所擁有的，不是一張為所欲為的空白支票，而是情感、道義、與智識上的負擔與責任。以此觀之，實在讓人很難
理解政府單位何來權力，能任意剪裁紀錄片若干唯美畫面，並將其改造為某種活力、健康、與政治正確的包裝紙？負責影片版權及發行者（我寧願相信這絕非創作者
本意）又何來權力，膽敢將紀錄片裡經年累月累積出的厚重素材，以一種缺乏邏輯的方式，將其取樣成稍縱即逝的視覺蒙太奇，藉以服務執政者的施政重心？
不知道哪天政府單位，會不會也用《那一天我丟了飯碗》或羅興階的《再生計畫》，當成真正可以培力(empowerment)民眾勞動意識的素材，而非如現在這般，只把紀錄片當成廉價的「拿來主義」式的社會關懷。
好吧，我知道我在作夢。
註一：便有不少人向筆者私下提及，部落格行銷時搞的「寫手文化」，在論戰中常變成
「打手文化」，而這種以個人書寫為外表的宣傳手段，有時反倒讓理性討論更不可能。
註二：見張世倫〈台灣農民的美麗與悲哀—《無米樂》〉一文
註三：見陳豐偉〈讓《生命》成為台灣社會的公共財〉一文
註四：見張世倫〈〈看，不見，政治。——也談紀錄片《生命》現象〉一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