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江健三郎與大江光, 1966年, 昭日新聞 今天，能夠來參加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所、中國社會科學院外文研究所共同舉辦的學術研討會，對生存於當代世界的一名知識分子而言，既令人興奮又感激。 我收到來自籌畫這個活動的一位學者來信，信上說，中國與台灣，也就是海峽兩岸的文學研究者們，將齊聚一堂討論。對「兩岸的文學家和文學研究者們」這樣的說 法，我深受感動。
而且，被選為這個研討會主題的，是一個日本作家。以「國際視野中的大江健三郎文學」這個主題，讓我再重述一次，由中國與台灣、海峽兩岸的專家們來討論一個 日本人的文學。我已經七十四歲，走過了五十年的文學生涯。我認為這是我漫長的作家生涯中，最光輝榮耀的經驗，心中充滿了驚喜。
沖繩訴訟案
過去五年來，我是一個案子的被告。第二次世界大戰將盡之際，位於海峽兩岸的東方，在日本的兩個小島上，島民被強制集體死亡。三十九年前我曾在文章中批判： 強制他們集體死亡的，正是日本軍隊。針對這點，悲劇發生時島上負責的日軍守備隊長，及另一位已故隊長的遺族，提出了訴訟。這兩個小島，一是渡嘉敷 （Tokashiki）島，有329位島民，另一是座間味（Zamami）島，共177位島民，均被強制集體死亡。
這次由日軍強制所造成的集體死亡悲劇，在日本策畫復興超國家主義人士的口中，卻美化為殉國之舉。而這個訴訟案，正是他們發起的一連串各式各樣行動的一部分。此風波的白熱化，牽扯到日本的文部省：企圖將島上發生的歷史事實，從高中生的教科書中刪除。我正盡全力奮戰。
我今天沒有足夠的時間，跟各位報告這個案子的詳情。所以，我只提出一點；這一點引起我自身在文學上的根本反省。主要是一句話，這句話，對現在聚集在這裡的 兩岸文學家、文學研究者當中，我同輩的人士而言，會直接喚起沉重的記憶；即使是對比較年輕的人來說，透過現代史的閱讀，也應該會帶來沉痛的含義。
這句話就是「天皇陛下萬歲」！這句話，在我每次閱讀原告和被告為訴訟準備的書面資料時，都一再撼動著我。舉個具體的例子，在方才提到的渡嘉敷島強制集體死亡的現場，這句話起了決定性的作用。我盡可能簡單陳述一下當時的狀況。
1945年3月27日，美軍登陸渡嘉敷島。當晚，日軍對島上居民發布軍令，要他們到北山（Nishiyama）集合，這是日軍轉移陣地後的軍營所在地，居 民於是紛紛往山谷移動。就在緊鄰的日軍軍營受到美軍密集砲轟時，來自軍營的人，向村長下達了指令。村長旋即高呼「天皇陛下萬歲」三次，聚集的村民也隨聲附 和。手榴彈引爆後，還沒死的人，掐家人的脖子、毆打他們的頭，殺死他們。總共329人死亡。這次集體死亡的強制行動，由「天皇陛下萬歲」的呼聲而起，此情 此景，在我腦海裡種下了恐怖無比的意象。
那是因為，這句話對當時日本山村裡年僅十歲的我而言，也是支配了我的國家觀、社會觀和人類觀的話語。如果在我的村子裡也進行了強制集體死亡，對少年的我來 說，那也應該是會讓我自願赴死的話語。這個具有象徵性的話語，對受到侵略以及被殖民的亞洲人來說，則是帶來死亡的侵略軍的呼喊。這個象徵性的話語，我於人 生最初十年裡也曾琅琅上口，至今是否仍在我的內心深處具有控制力？五十年來我以語言作為事業的重心，如今在恐怕會是我最後的小說中，嘗試對此作一個檢驗。
兩種「時代精神」
在日本現代化之始，夏目漱石是近現代文學文化（把視野也延伸到目前為止）的先驅作家之一。他的小說《心》（Kokoro），描寫明治時代因天皇之死而告終之際，軍人乃木希典和妻子一同殉死。
《心》 的主角是個知識分子，橫刀奪愛而背叛了朋友，使得朋友自殺，因此「決定過著行屍走肉的生活」。他切斷和社會的聯繫，與妻子二人過著孤獨的日子。天皇一死， 他卻說道：「因天皇而始的明治精神，彷彿也因天皇而終了。」「我強烈地感覺到，深受明治影響的我，此後再繼續活下去，畢竟也是跟不上時代的。我很直接地這 樣告訴妻子。她本來笑著不當一回事，卻又不知想到了什麼，突然跟我開玩笑說，那就殉死好了。」
過了數日，乃木大將為天皇殉死。主角說，他幾乎忘了在明治以前的封建體制下，君主駕崩之際常有的殉死之事。可是，他卻突然說要為「明治精神」殉死，然後也真的死了。
青年時期我讀了《心》這部小說。這位活在當時，卻活得和當時的社會毫無關連的知識分子，竟會為了「明治精神」或是「時代精神」而殉死，讓我覺得太不自然了。我因此抗拒了漱石。
這樣的我，在沖繩訴訟案中成了被告。興起訴訟的人，想讓導致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的（貫穿近代直到戰敗為止的）超國家主義復活，並且試圖干涉現在的中等教 育。持續閱讀他們支援的原告所準備的書面資料時，我開始思考，對我而言的「時代精神」（相對於漱石的明治而言，可說是「昭和精神」），究竟是什麼？
到1945年的夏天為止，如果我也在沖繩的強制死亡的現場，毫無疑問地，我會是奮勇回應「天皇陛下萬歲」的召喚，把手榴彈朝自己引爆的少年。可是後來日本 戰敗，在被占領的狀況下過了兩年之後，我卻成了一個熱愛民主主義《憲法》的年輕人，是相對於超國家主義絕對天皇制的另一個極端。而如今，《憲法》「九條 會」為了維護《憲法》的反戰、非武裝思想，集合了全國近八千個市民團體，我是會員之一。
於是，回顧我生存的時代，不得不說我是經歷了兩種「時代精神」的人。那麼，在我的文學裡，又如何表現這兩種「時代精神」？作為散文、評論家時（出發點是 《廣島札記》，試圖掌握全球核武狀況，包括日本人的原爆經驗；以及《沖繩札記》，以沖繩島民在沖繩戰中的受害為主，檢討日本的現代化），我一貫的立場是民 主主義與和平主義。可是，我的小說又如何？
當然，我的小說多數描寫共享著戰後民主主義「時代精神」的日本青年。而且，為了貼近現實做寫實、批判性的描寫，我大多聚焦在負面現象上，這是事實。與此同 時，我也批判性地描寫了，對另一種「時代精神」（到1945年為止的「昭和精神」）並未失去狂熱的青年。最典型的是〈十七歲〉（第二部為〈政治少年之 死〉，因右派勢力的干涉，杜絕了出版社刊登的念頭，至今未曾流通）。右派勢力之所以攻擊我，是因為他們認為，這兩篇小說以暗殺日本社會黨領袖的少年為雛 形，而且將其戲謔化。當然，作者的意圖也確是如此。
作為一名小說書寫者，我回顧至今的作品時，當然可以從中看出，生活在日本戰敗前的「時代精神」中的自己。而且，為這種「時代精神」或「昭和精神」而死的青 少年，每隔一段時間就會出現在我的小說裡，例如《陛下親手為我抹去淚水之日》。不過，我從未遭遇到直接針對這篇作品的否定批判，雖然也沒有來自右派的正面 評價。
我奮戰了五年的沖繩訴訟案中，除了我方律師團高知識水準的辯論以外，意外地讓我感到很有意思的，是我在法庭作證後，接受原告律師的反方訊問之時，針對他們 的訊問中有政治意圖的部分，我相信自己全部成功地推翻了。可是同時我卻想到，如果今天在這個法庭上作證的，是我小說中熱烈唱和「天皇陛下萬歲」的各個角 色，那麼，反方詢問會如何進行？如果作者被要求對此提出證言，會從我小說中隱藏的一面，透露出什麼來？
《優美的安娜貝爾‧李 寒徹戰慄早逝去》：昭和精神
這五年來我同時繼續創作小說，當時的這類思考，影響到我後來的作品。我指的是兩部長篇小說，第一部是至今我所出版的作品中，最新的小說。這部《優美的安娜貝爾‧李 寒徹戰慄早逝去》（編按，近日由聯經出版），在世界上的首譯是中文版，對此我深感榮耀，也很感謝。
小說描寫日本戰敗後的占領期間，一名日本少女被美軍士兵凌辱，但後來又由轉為平民的他引導，走上她人生的道路，是具有雙重意義的故事。小說的後半部中，這名少女走上了美國人為她開拓的方向，成為國際女演員。她計畫製作一部自己所構思的電影，作為演員生涯的總結。
這名女演員，從日本四國鄉下森林裡，村莊民眾的口耳相傳中，發掘出現代化之前，當地所發生的農民暴動故事。當時由於一位女性的領導，暴動成功了（即使只不 過是一時，也讓封建制度下政治體制的尖端屈服了）。這名女演員扮演這位女性領導者，唱著煽動女性農民起義的歌曲。她從上次被鎮壓的暴動中倖存下來，歷經了 千辛萬苦，呼籲女性農民，在暴動時採用新的抗爭方法。
少年時期，在村裡農民的夏日祭典（盆踊，即盂蘭盆會前後，男女老少聚集舞蹈的祭典）中，我聽到了長久以來傳唱的歌曲，恆久不變，讚揚此次暴動的成功。此 外，我的祖母和母親，以這個暴動故事作為土地的傳承，說給我聽。從她們那裡，我也聽到了這首歌。過了六十五年後（二戰期間，農村的夏日祭典被國家權力所中 止。1945年戰敗後的五年間，是重新復活的盆踊最興盛的時期。我是在此時期記下歌詞的），我靠著自己的記憶復原了這首歌，然後在我的小說中，作為鼓舞、 召喚女性參加農民暴動的歌曲。
哈 好呀來呀
嘿唷 大家來呀
去起義呀
我們女人去起義呀
別被騙啦、別被騙啦！
哈 好呀來呀
嘿唷 大家來呀
我發表了這部小說之後，從我的小說的舞台，也就是我出生成長的四國村莊，寄來了許多抗議信。信上說，我們生活的這個地方，在作為現代化分歧點的明治維新前 後，的確曾經有過兩次農民暴動，那位領導者所唱的盆踊的歌曲，也的確存在。可是，跟你小說中所寫的完全不同，你所復原的盆踊的歌，現在並未流傳。
的確如此。那時我們的村子剛從戰爭中解放出來，孩提時的自己從村子裡的祭典中所接收到的「時代精神」，這六十五年來，我寫成了各式各樣的故事。甚至可以 說，像這樣被小說化了的事物的整體，構成了我的記憶。也就是說，我在《優美的安娜貝爾．李 寒徹戰慄早逝去》這部小說中，表現的是我所體驗到的，緊接於戰 後的「時代精神」。而那個「時代精神」，是抵抗強權的民眾精神。
明治精神與小說的手法
為什麼我在《優美的安娜貝爾．李 寒徹戰慄早逝去》之後，馬上開始寫作《水死》？那是因為，我想要思考方才所提到的，我人生的兩種「時代精神」的前一種，而且是以自我反省的手法為骨幹，也就是以寫小說的方式來進行。
為了在小說裡，描寫我到十歲為止一直生活於其中的「時代精神」，我選擇了我的父親作為《水死》主角的雛形。雖然我認為現實中的父親，在思想上，跟我在《水 死》裡所描寫的父親是重疊的；可是相對於《水死》的主角死於戰敗那年，他則死於之前一年，死時的狀況，跟我在小說中所描寫的大致相同。首先在此，我要列舉 一些我的小說表現技巧，至少是我文學生涯的後半段所一貫採用的。有的評論家認為，這是我所創造出來的新方法，給予好評；有的則不屑一顧，認為這是我的小說 的偏執和弱點，一輩子都無法改善。老實說，我認為這兩種說法，各有正確的地方。但是，即使有這種自覺，我恐怕終生都無法放棄現在的小說方法和手法了；我畢 竟到了這種年紀了。我小時候，不知怎的，覺得自己未來將不得不面對這種讓人心虛的毛病，因此記住了「宿痾」這個漢語辭彙，所指的就是這種毛病吧。總之，我 現在要列舉我的小說手法如下。
一、首先，和我作家生涯後半段幾乎所有作品一樣，這次我也把小說的場景，設在四國森林山谷中的村莊。由於我的父親生於此場所，也死於河川氾濫整個村莊的那 天，所以這個設定應該是很自然的。而且自從我在《同時代的遊戲》這部長篇小說裡，稱此場所為「村子＝國家＝小宇宙」之後，就把它當作我所有小說場景的原型 了。寫小說對我而言，是創作作家心目中的人和世界的原型。但是，我也知道，把此場所理論性地單一化，等於是放棄了小說原本所具有的特質：把一個未知的全新 場所，轉化為讓作家和讀者共享的現實世界。可是，無論對批評者或自己，我一向固執地宣稱，以此場所為原型，對我來說是必要的。
二、我在這部小說裡，也是以「我」作為敘事者，而且和書寫小說的作家本人（最少在表面上）可視為同一人物。這難道不是倒回頭，採用了日本文學長久以來（不 過，是現代小說在日本誕生以來才有的）特有的類型「私小說」的手法嗎？——也就是把小說裡的敘事者等同於作家自己，只書寫這個「我」在現實生活中的體驗而 已；可能有人會這樣批判我。事實上，也可以說這部小說所描寫的，是作家「我」所追憶的父親的肖像。可是，如果要用「私小說」這個日本式的用語，不如說，我 企圖以「我」作為敘事者的小說，來反「私小說」，來破壞「私小說」式的「我」；這是我堅定的信念。我之所以使用這種手法，是因為這樣可以對「我」本身作根 本性的批判：無論這個「我」，是小說的敘事者「我」，或是小說裡的主角，也就是說「我」父親的「我」。
可是如果有人要批評說，這種手法在我現今的「晚期工作」中，更加限定了我的小說人物和故事、限制了想像力的自由飛躍的話，這也是對的。只不過針對這樣的批 評，我想反駁說：相對於那種想像力的自由，我有追求其他不同樣貌的想像力的自由。當然，我這樣說時，同時自覺到這種手法對我文學的設限。
三、使用這種手法，就不能讓敘事者死亡。也就是說，我小說中的描寫，永遠都被活著的「我」的界限所束縛著。傳統採用客觀視角的小說，我們甚至期待作者會有 跨越死亡彼岸的氣勢，對比之下，你這種手法豈不是致命的限制？例如，與漱石的《心》當中，身為遺書作者而出現的「我」相比，你的小說中的「我」，不是很明 顯受到束縛嗎？為什麼你沒有勇氣擴充你的小說範圍、超越作家自己實際生活的框架呢？
我接受這樣的批判。事實上我甚至想說，這是我回顧自己整個作家生涯時所抱持的遺憾。既然如此，為何在可能是我最後的小說《水死》中，仍然採用了這個手法？
在此，我想作「工作中的作家」的告白，是關於《水死》的。作家長江古義人的父親，在戰爭末期和將校們建立了關係，邀請他們到村子裡的家中。那時宴席日復一 日，他仍記憶深刻。年輕的他，根據席間透露的情報，對日本即將戰敗的過程感到憂心忡忡。他的父親後來脫離了那個團體，打算發起恐怖行動，在氾濫的河川上獨 自乘船出發，結果溺水死了。作者長江，長年構思要把這個事實寫成小說。在獲得某個資料之後，他開始寫作。可是作家以第一人稱「我」來描述事情經過的嘗試， 並未成功，於是他不得不放棄那個「水死小說」的構想。可是在這個階段，經由各方證言的展現，「我」的父親的超國家主義，也就是高喊「天皇陛下萬歲」而勇敢 赴死的思想，到底是什麼內容，逐漸變得清楚了。「我」於是放棄了「水死小說」，轉而回溯這種思想的來源。也正因如此，重新面對了日本戰敗時，十歲的自己當 時的「時代精神」。「我」確切地自覺到，「天皇陛下萬歲」那時的「時代精神」，是自己的一部分。
回到分析我小說手法的思路，現在該是第四點了。小說《水死》（不是寫作過程中放棄了的「水死小說」，而是現在一邊想著第三部如何定稿，一邊在台北旅行的 「這個我」，把真實的未定稿放入旅行箱中的那部小說），難道不是把「這個我」推出來面對這些疑問，只為了在我生活了七十四年、充滿矛盾的這個國家社會中， 摸索足以支撐自己的死亡狀態的「時代精神」的小說？而這之所以能夠成立，難道不是因為，作者並未設定第三人稱的人物來進行這部小說？
現在，我（指的是「這個我」）的主題演講，正針對進行中的小說《水死》的敘事者、也是身為小說作者的「我」所寫的未定稿，把正在發展中的內情，毫無保留地 曝露出來。相對於「這個我」所做的證言，在接下來要進行的研討會中，想必也有針對這個證言的反方訊問。「這個我」將試著回應這些反方訊問，盡力挺過研討會 中的批判，然後回到東京，重新關進書房裡，完成《水死》的定稿（經歷了此次研討會，如果「這個我」放棄完成《水死》這部作品，就像書中的「我」放棄了「水 死小說」一樣，可就麻煩了）。然後，如果《水死》能在十二月發表，各位讀了之後，也許可以解讀出，我決心如何為我自己的「時代精神」殉死的答案？而這是現 在「這個我」所懷抱的，最深切的期望。
面對崩壞
說到這裡，在演講的最後，我要再談一個我的小說手法。長期以來，我把英語、法語，有時則是其他語言的詩，和優秀的日語翻譯對照，然後將我從其中聽到的和 音，有時是不協調的和音，寫進小說裡。透過這個方式，我嘗試把我小說中所表現的，甚至是小說的文體本身，都提升到更高的層次。我舉一個實際的例子。接續前 面的次序，這是第五點了。
我正在寫的《水死》這部小說，其意象群的背後，有一個是艾略特（Thomas Eliot）的名詩《荒原》（The Waste Land）。從《水死》這個題目本身，應該有很多人會聯想到這首詩的第四章「Death By Water」。我在《水死》的第三部裡，引用了《荒原》接近結尾的一行，作為題詞。
These fragments I have shored against my ruins.
我從年輕時就很喜愛英國文學研究者深瀨基寬的日語翻譯，也一併寫上。
こんな切れっぱしでわたしはわたしの崩を支へてきた。
（以如此的片片斷斷我支撐了我的崩壞）
如眾所周知，詩中的敘事者歷經漫長痛苦的旅行後，引用了但丁（Dante Alighieri）、奈瓦爾（Gerard de Nerval）等的詩句，說了這句話。雖然深瀨翻譯「fragments」時所用的「切れっぱし」（片片斷斷），在日語裡具有輕蔑的語氣……
話說回來，我長年閱讀艾略特這首長詩，若要補充深瀨的翻譯，我的理解是這樣的：「由於這些詩句的協助，遏止了我的崩壞，然後現在，我進入了另一個境界。」 這首巨作結束時，引用了《奧義書》（Upanishad）的詩句，日語譯成「與へよ。共感せよ。自制せよ。平安 平安 平安」（給予，同情，自制，平安 平安 平安）。
我的理解是：如果把痛苦的人生比喻成航海，我總算是沒有沉船而撐到這裡，然後由於這些詩句，我再也不會崩壞了。而現在，寫到一半的《水死》最終章的進行遲 疑不決，正讓我痛苦不安的時候，我開始覺得，對自己當作題詞的艾略特那行詩，我的解讀是正確的。也就是這樣的解讀：這首詩中的敘事者，並不認為自己已經從 崩壞的危機中逃開了；他現在仍然靠著這些詩句，面對著自己的崩壞，支撐著自己。
我一天天老去，日日恐懼自己的崩壞會更形每下愈況。但是，我靠著寫作小說——深瀨會形容為「こんな切れっぱしで」（如此片片斷斷）的小說——支撐著自己。今後，我也打算繼續著「晚年的工作」，阻止自己的崩壞……
謹此向海峽兩岸從事文學工作的各位，致上我全心全意的感謝。
Raymond Williams (1921-1988)
1985
2007 -2 –3修正譯槁
翻譯：馮建三
礦工在劈、在挖煤礦的時候，總是伴隨著許多吵雜的聲音、塵土，以及許多沒有用的石塊。類似的道理，煤礦大罷工發生後，有些核心議題對於社會來說，具有重大意義，但環繞這些 議題之周遭，經常也會有許多雜音與塵土，以及足以造成困惑的、短期的或惡意的論點，致使這些議題隱諱不顯。千千萬萬的礦工當中之絕大部分，已經以其非凡的人文品質，歷經集體的磨難，履行了他們對工會的責任。現在，社會主義者的責任在肩，我們在任何情況下都得持續支持礦工，不僅如此，我們還得澄清核心議題是些什麼，在未來的數十年，我們得通過社會遊說，推進這些議題；未來，英國社會將呈現哪些光景，將由這些議題所決定。在這場罷工中，界定這些議題的四個關鍵詞是：經營管理（managemnet）；經濟（economic）；社區、社群（community）；法律與秩序（law-and-order）。
以下，我將逐次討論這四個關鍵詞，使之導向總體層次的議題。
在「經營管理階層」片面決定關閉部份礦坑後，工會開始罷工。在這裡，我們必須處理的議題，實乃攸關社會主義鴻圖大業的核心。早先，有關各種協議與程序的論點，僅屬當下與立即；早先，人們談論的政治脈絡與風格，固然重要，卻遠遠望此議題而莫及。這個議題是，勞動者認定他們應該有權，不僅控制自己的薪資與工作條件，而且也要能夠控制他們的工作之本質。無庸置疑，這個認定具有絕對的人文內涵。假使否認這個認定的正當，或僅只是要為其設定成立的條件，都等於是使將男男女女的整個階級，臣服於他人的意志之下。我們可以預期，資本家會否認這個認定。他們建立其世界的基礎，是通過其資本權力，設定雇用的經營管理條件，然後臣服實質的大多數勞動者。每當有人挑戰這個權力，他們就滿心憤怒、也滿心鄙視。另一方面，歷經許多世代、奮進於極其困難的實務條件，社會主義者是在朝向一個社會願景前進，是要讓這個認定的人文內涵能夠開始為人認知，或最後能夠得到實現的機會。我們自己的勞工運動之主流，選擇了一個特別的路徑。這就是，我們將主要的產業與服務業國有化，這樣一來，這些事業代表者，就不是資本家以私人利潤形式展現的利益，它們將使得國家或公共利益得以具體展現。這似乎是合理的前進路徑，是替代老舊的、不負責任的資本主義之方案。
但是，這個路徑導向何方？這場礦工大罷工說得一清二楚。遠比其他任何單一事件，它讓我們更能清楚認知，這個路徑與其原初的人文認定之內涵，相去還是相當遙遠。了解個中差異的關鍵詞，正是相當滑溜的一個字眼：「經營管理」。在所有現代產業的發展過程，我們都看到了「經理管理」這個詞，這是事實；它與更早一些的用語「主人」（master）及「雇主」（employer）之間，存在著混淆的關係，一種堪稱嚴重的混淆，而且有些時候，是人們刻意造成的混淆。
（譯按：勞工在促使生產工具）走向國有化的路徑時，催生了一個單位（board），依理它得代表公共利益，其次，另有一個單位，職司技術的經營與管理，負責生產與分配的監督，這些就是新式結構的理想要件。勞工理當控制自己之生產這一回事，此時已被擺在一旁，人們提出的理由是，還有更大的國家利益以及最有效率的可能生產方式，得優先照顧。人們提出的這些優先項目，固然相當重要，只是，假使人們引用這些項目，作為拒絕或設定勞工人文內涵的依據，我們就得注意，接下來發生了些什麼事情，這一點很重要。第一，「煤礦委 員會」（the Coal Board）實際上成為了如同企業般的雇主，它並未代表總體的公共利益，它在政治與財務上，僅與國家產生關係。「公共」委員會與「技術經營管理」團隊之間的區隔，已經模糊，這樣一來，原本僅只是應該肩負專業操作的「經營管理」團隊，成為另一個字眼，掩護了「實質」雇主的意志及算計。
這是一種混淆，並且這種混淆的後果，格外嚴重。因為，幾乎所有地方的所有事業，確實都有經營管理的需要。對於任何複雜的操作來說，研究、組織與計畫都很重要。前述混淆所造成的錯誤是，當前強加於「經營管理」的內涵，已經將經營管理一再化減，使其必要的計算過程，僅僅剩下雇主的統合營運計畫，並且雇主又僅用自己的界定方式，理解他所認定的、能夠獲利的操作模式。「經營管理」團隊所說的，於是成為一組不容挑戰的技術決定，而實際上的經營管理--很清楚，這裡是指早先的主人或雇主--是在足以產生決斷效力的情境中，通過短期的政治的與商業之計算，加以達成。
有了這個理解，我們應該能夠看出，礦工起而挑戰的是「經營管理的權利」已被片面決定。此時，資本等權勢集團卻動員了起來，他們想要動員大量意見，擊潰礦工的認知，在這裡，我們清清楚楚地看到了，整個現代的工作組織，出了哪些關鍵議題。經營管理團隊遂行其當下決策時，他們甚至並沒有諮詢礦工及其工會，但若他們真有諮詢，也會少於應有的諮詢範圍與深度。礦工的認定是，他們的一輩子都已經投入在這個行業，礦業應該怎麼規劃長遠方向，他們從一開始就應該要被諮詢，他們致力抗爭的目標，就在這裡。真正的經營管理是一個持續且複雜的資訊與協商過程，一直要到某種總體的，但又總是還可以協商的協議達成了。
錯誤的根源在於，空談「經營管理的權利」，卻對於這個困難的過程，刻意漠視、使之無法進行，或甚至事後推翻之。至此，它根本就是沒有意義的言詞，它只是「雇主」獨斷而不容挑戰的權利之另一種說法。對於這種傲慢與含糊，對於其露骨的面貌，礦工提出了挑戰；此時，礦工不僅為己，礦工也是在為所有的勞動大眾，發出不平之鳴，礦工在為所有人，無論是側身於醫院、大學，或其他服務業與製造業的所有人，提出挑戰，礦工正在為具有深遠且重大意義的原則而奮鬥、而戮力爭取。是以，這已經涉及了所有人的利益：辛勤在自己崗位努力工作的人，不容資本與國家以「經營管理的權利」作為其掩飾，遂行這些獨斷的操作之實的人。我們身處於這樣的時代，非常強大有力的跨國資本，祭出了不等形式的旗幟，便宜行事地東挪西移、南遣北調，百萬千萬億萬資金，任其役使；我們也身處於這樣的時代，各式各樣的金融集團經常迅速且獨斷地接管了或合併了各種事業。幾乎不可倖免，礦工此時此刻的處境，就是你我明日可能面臨的困局。
一直到目前為止，我們依靠工會保障我們，我們秉持公共部門的理念保障自己。但是，這次罷工顯示，任何一種的保障在所有關鍵點，都遭受了攻擊。不管當下這場行動的命運為何，如果我們無法領受教訓，無法建立並推進一個意識、一個運動，藉此捍衛並提昇民主的核心條件，那麼，我們將無地自容：這就是說，我們的勞動是我們自己的勞動，不容他人獨斷，不容他人對我們的勞動指東道西。
但是，另一種聲音說話了，它語帶保留而說，人總得面對現實。如果你的勞動並不符合經濟，你有任何權利依賴勞動而生活嗎？這誠然是活生生的一個問題。不過，描述這個問題的依據，不能是管理單位用來對抗罷工的那種說法：他們的說法就是本文一開始提及的，是雜音與塵土。經此說明，我們當可知道，這裡的「經濟」也好，「經營管理」也好，從一開始就不是出於資訊暢通的、專業的或中性的評斷，絕非如此。倒底什麼是經濟，我們只要攤開礦坑的直接交易帳目，就能提出相當不同的、甚至足以替代管理單位之定義的「經濟」內涵。如果我們真攤開「煤礦委員會」制定的會計程序，對於這些程序是否真地那麼清楚、是否真地那麼相關，我們勢將提出嚴正的專業質疑。官方的任何計算標準，我們都有權利挑戰，與此相同，礦委會的這些規則也應該容許他人挑戰，礦委會無法訴諸「經營管理的權利」，就想在知識上，保障這些規則或標準。
礦委會再怎麼述說其論點，都不能忽視另一個層次的問題，這就是說，我們必須將「經濟」作為一個關鍵詞，檢視其內涵---正就是在這裡，我們觸碰到了「經營管理與協商」的實質內涵。所有的資本主義經濟學都有這個性質，甚至，捲入資本主義術語而論述的社會主義經濟學者也帶有這個性質，他們會說，特定的一些商業是與整體經濟脫勾而運作。我們可以理解，這是一種技術層次的說法，我們是得通過特殊的手段，檢視特定的一些操作與投資。但是我們也不能忘了，所有這些操作與投資總歸還是得回返作用於整體經濟，它們畢竟是整個經濟的構成部份，不但如此，它們還得回歸於社會，因為整個經濟所要支持的目標，就是社會。
若從這個角度觀察，煤礦這個例子極為強烈，也很特殊。煤礦是這個島嶼的深層經濟資源，任何人對於挖礦的經濟計算，若要合理，不僅要計入當前的交易，並且，總體能源政策的長遠及相關計算，也得通通納入。一經這麼看待，我們就會發現，採取某種算計，使生產集中於目前最有利可圖的礦坑，卻又根據另一算法，關閉無法獲利的礦坑，即便僅從孤立的經濟過程來看待，以上作法無疑已經很有問題，並且，這些作法對於煤礦的長期儲存量，又會造成什麼效果，其實也未曾納入其經濟計算之中。
但是，事情的全豹遠比這些作法所關照的層面，來得寬廣許多。（譯按：經營管理者的）會計算法，僭越而取代了總體經濟的算式。誠如煤礦工會所說，管理者投入於擊潰罷工及資遣人力的成本，比起維持現有礦業的運作成本，還要來得高。但還不僅於此，還有更為一般層次的事實，假借「經營管理的權利」之名，原先存在於悠久礦田之大量社會資本及持續的社會投資，轉瞬間就被當作過時，不再有用。位於這些地區的各種大小房舍屋瓦、各級學校與各個醫療機構及其設施，以及大街小巷，它們在在都是巨量的經濟投資，與其比較，任何產業（譯按：其實是指礦業）的交易計算，實在只能是小巫了。正就是在這個最為根本的層次，礦工已經開始界定社會主義經濟體的真正議題與困難，是些什麼，礦工已經開始暴露資本主義經濟體的長遠毀滅屬性。我們復甦勞工運動的各種政策，必須以這個認知為基礎，以社會全豹這個更為寬闊的基礎，才能建立。
在輿論看來，煤礦罷工是舊秩序的最後一擊。若以正確眼光視之，這卻是邁向新秩序的第一步。特別是礦工再三強調，他們要保障他們的「社群」。這裡又是另一個關鍵詞，我們必須理解它的內涵。
如同大多數的人，當礦工說及社區時，他們指的是他們已經居住多年的地方。但不僅於此，這也是他們還要繼續居住的地方。他們在斯土斯地已經居住好幾個世代，他們投入了許多經濟的以及社會的心力，他們投入了許多的人文關懷，在他們之後的許多新世代，還會繼承轉化。這種投入是濃郁強烈的、是全心全力的，假使沒有這股投入，社區也就沒有內涵可言。
然而，community 這個字還有另一種用法，它是社群、共同體，它指的是一個抽象的總合體，並且其成員所共有的利益，並非經由協商而來，而是有個獨斷的過程，這個社群並非 指涉真正的地理空間或任何活生生的人。無論是一個民族或是一個種族，這類範圍更為廣大的社群若要真實地存在，必然包括所有真實的、多元繁複的社區。假使要以社群、共同體之名、要以「公共」之名摧毀真實存在的社區，那麼，這還不僅是不對且錯誤的，這還是很邪惡的。
可是，這卻是現在這麼強烈的、迎面撲來的社會秩序之邏輯，雖然它這麼讓人難以理解：這是新式的資本主義的邏輯，它的游牧作風利用活生生的地理空間與人，然後（在自以為合適 的時候，）持續移動。真是這樣，這個新式的游牧資本主義之代言人，望之愈來愈不像是真正的人，反而愈來愈像是塑膠的游牧浪人在看在說話：浪人站在遠離既定的工作及生產活動之外，這些人來了、拿了錢，等著讓人告訴他們，不管他們去哪裡、在什麼旗幟之下，他們都會好好地幹。拉回現實，這些人是在陰影底下操勞的，無論是到了都會中低收入區，或是到了早已經成為廢墟的煤礦村落，活生生的男男女女都知道，他們面對的是紙鈔與貨幣築成的異化秩序，似乎是那麼強大有力的異化秩序。他們生活在社區，他們敢於反抗，所有的礦工、所有的女人、所有的老人，以及社區的其他所有人，他們挺身站立，不單反對，他們更要挑戰這個強大有力的勢頭，這是他們留給我們的永恆榮譽。
可是，假使挑戰要能成功，要能真正擊潰這個異化的力量，那麼，這個挑戰得涉及更為寬廣的範疇。從煤礦切入，這是好的開始，因為煤礦的重要性，具有總體意涵，且持續重要。但是更為寬廣的挑戰與推進，必然得進入更為困難的領域。我們得徹頭徹尾，重新建構經濟與社會的各種關係，這是個至為根本的問題。因為擺在我們眼前的事實是，就在那個異鄉秩序裡，將有一個接著一個產業的、愈來愈多的人，在這些一長串系列事件的決定之後，會陸續遭到解僱。這些異化的力量通過私下言說與運作，有一部分就順順當當地進入了傳媒，我們於是看到了長長一串的統計數字，叫嚷著在更多工人被解僱後，生產力增加了、利潤增加了。他們所構築的這條道路之終點，他們忙著宣布，這個是不經濟的、那個是多餘的，但淪落道途者，又豈只是特定的一些社區，而必然是所有的人類社會---以前人們稱之為「布列顛」（Britain），但現在他們稱之為「聯合王國」（Yookay） ，也只不過是排在前面的人選而已。
對於這些遊走四處、身段柔軟的人，我們無須為他們操心，雖然他們拿著與我們名義上相同的國籍。他們會不停地遊走，或說，無論們從哪裡得到利潤，都會得到重重的保障的。假使我們這些在地人，，並且也繼續會是在地的人，想要擁有而且也要維持真正的社會，那麼我們就必須尋覓另類的經濟秩序；如果沒有真正的社會，我們也就永遠不會有任何社會主義。
堅持社會主義不能只是說空話，這不足以迎戰這場挑戰。務實以進，勢將極其困難；我們現在就必須嚴正以待、認真投入的原因，正在這裡。有階級，就必然有社會的不平等，作為社會主義者，我們總是對此有所體認。但是我們社會主義者經常忽略了，土地本身，以及我們擁有的土地，其實同樣存在類似的不平等。這場罷工再次教導我們，讓我們重新憶起，煤礦是一種天然資源，而正也是這樣的思維--這種思維無異於一種既務實又特殊的審視，讓我們正視我們賴以維生的手段，既是資源也是技術-- 藉此我們才有挑戰的能力，挑戰有關財富 與利潤的主流界定方式。
因為，財富其實僅能存在於人，僅能存在於人所勤力的土地與海洋，它們超越了所有的異化類目。想要使用這些財富，卻又要拋棄與放逐人力，二者顯然存在深層的矛盾，終究會導向社會災難，這就如同，若是不知節度的開發土地與海洋，自然災害也就緊隨而來。從實實在在、活生生的人出發，我們才能設計出符合需要的經濟政策，用以維持人們的永續生活。在思考時，我們必須來個大轉向，如此，符合我們需要的經濟政策才能出台，礦工以其行動，以其有關礦坑與社區的論述，已經顯示了大的轉向，他們拒絕分離經濟、人及社會。
正是在這樣的脈絡下，我們應該檢視最後這個關鍵詞：「法律與秩序」（law-and-order）。在我看來，這個複詞是一個單詞，因為當下該詞與「糾察」（picketing）這個詞對立。兩個相當不同的詞彙與概念，卻在獨斷的裁量下，合為一個術語，正是因為這個緣故，我們於是得以掌握理解當前意識形態效果的鑰匙。社會需要法律規章，複雜社會需要立法與修法，所有社會莫不如此。真正的問題是「秩序」。傾聽內閣部會首長的言語，他們口出「秩序」，但真正的意思卻是指令：順從法律權威。或者，我們其實應該說，在與「經營管理的權利」結合使用後，「秩序」意指順存所有權威。礦工身處這這脈絡，必然感受到了極大的侮辱。然而，「秩序」作為一個理念，遠比服從權威重要。法律必然是特定社會秩序的工具，缺此，沒有人能夠生存。但若以特定法律來說，卻經常引發衝突，因為，真正造成問題的是，我們想要的社會秩序，其基本定義是些什麼。這樣看待事理就能發現，很多法規而特別是限制工會權力、限制勞工集結的力的法規，或是介入自由勞動力市場的法規，必然是由資本支配了。挑戰這個秩序，就是挑戰這些法律。
認清這個事實對於我們社會主義者，非常重要。因為，很多人經常攻擊，指社會主義者支持脫序。我們在回答這個問題時，必須不再只是守勢、不再只是消極對應之，這一點相當重要，社會主義者必須謹記在心。因為，在抗爭經營管理權利的時候、在爭取另類經濟政策的時候，在爭取社區的存續條件的時候，沒有哪一種行動不涉及「秩序」的長遠原則：秩序不能是指令、不能是威權，秩序必須經由多數公民選擇，是人們選定的生活方式。社會主義者應該翻轉態度，不是防衛式地為脫序辯護，而是要利用每一個機會，大力陳述刻正發生的事情，真相是什麼：政治力與經濟力聯合攻擊我們，我們熟稔的社會秩序，因此為之脫序，我們的社區，遭其摧毀。
礦工及其家小生活於陰影之下，他們飽受威脅，他們的礦區朝不保夕，對於此情此景，他們早就一清二楚。他們直接捍衛的是生活方式，是特定社會秩序的一部份；以另有發展的地方之眼光視之，它現在是遭受了殘酷無情的壓制。社會主義者必須領受這些啟示。無論是從各礦區的分裂與差異、無論是從罷工發生的方式，無論是分區決定而不是全國投票，凡此種種情況都已經清楚告訴我們，形同是深深刻畫於大地的物質不平等，對於我們是不是能夠在較大範圍，通過協議而達成社會秩序的建構，勢將產生深遠的效應。
生活在肥沃而足資獲利的礦田的人，他們在最淺層土地，就能開掘礦苗，他們對於其社區未來的認知，可能與他人極為不同。由於存在這些差異，因此勞動者在籌組全國工會、全國的社運組織或政黨時，若說要泯除這些差異，使整編成為單一政策、一種另類秩序，是會遭遇理論難度，如果再加上環境的實質差異，那麼，整編的可能性，就會更加有限了。社會主義的政策，以及其小部份的修正，從一開始必須仰仗迥然有別於資本主義政策的基礎，原因在此。
一直到現在，資本主義政策並無兩樣，仍然是在市場上低價買入、高價賣出；晚近數十年，對於人們最想要自由選擇的社會秩序，這種作風已經造成了長遠的顛覆效果，因為，人們若能選擇，人們最想要的是，以獨立、能夠自我更新與永續經營的國家面貌而存在。無論是訴求「法律」，或訴求「秩序」，它之所有還能產生效果，主要還得有賴於人們的國家認同。然而，號稱公營的企業，無論是鋼鐵或電力，或是現在已經輪到的煤炭，如今居然到了這個地步，這些個別企業要以自己當下的市場計算，公然壓制真正的國家利益（比如，他們跨洋越海，從境外拖卸燃煤進入英國，不惜挫傷、減少或甚至關閉本國的國家產業），到了這個時候，深刻的社會危機已經浮現了。
危機的核心是特定的「經濟」或「不經濟」的說法上揚，一有必要，它在實際上、在便宜考量之下，就壓過了所有其他的社會價值。假使這個說法繼續橫行無阻，我們在爭取我們意定的社會秩序及其法律時，我們還能有什麼空間呢？進而言之，所謂的「經濟」，又還能有什麼內涵呢？少數殘存的產業與服務業，難道還能在生產的國際競爭壓力下，挺立勞動的條件嗎？事態終將炎涼，國際資本標準運作下無完卵，想要不強制任何人成為多餘而失業，想要爭取可長可久的社會秩序，終局以觀，不再可能。
觀察當前的政策--如果這個嚴肅之名號，還能使用—政府是要聽任荒蕪的出現，或者，實際以言，應該說政府加速其出現。政府認為，所有失業者及被拋棄的社區，必然一蹶不振，處於政治邊緣的位置；或說，政府認為，如果這批人僅只依靠自己的行動，那麼，政府可以通過中央化的通訊傳播手段（在這場罷工，政治論述不在國會中進行，而是在收音機與電視上展現）及新形式的監理手段，加以控制。
有了這個領悟，我們就能看出，礦工從兩個主要方向，導引我們進入決策時刻。為了英倫島嶼，無論是以任何標準衡量未來的政策，礦工的煤礦及礦工的技術都是重要的資源。他們不是（譯按：商品，）容不得市場部門的品足論道，他們是我們的經濟生活得以永續存在的關鍵。（譯按：前述這一點之正確，並無疑問，惟下列）第二個面向的思考，才能超越一般經濟位置的發言。就經濟談經濟這個部份，固然不失其說服力，但還不充分，我們得提升論點，使之走向社會議題的層次；這就是說，英倫社會的未來、勞工運動的未來、攸關社會主義鴻圖大業的未來，也就是所有人的社區之存續問題，是必須先有這個層次的討論，才能決定。社會主義若要復甦，就得面對這些危機四伏的社區，（譯按：能夠面對，社會主義就能）成長：這些社區的困境不是僅限於它們自己，具體而微，它們凸顯了所有地方的需要。有此體認之後，多元就能存在，就能彰顯我們對多元存在的尊重，我們於是能夠期望社會大眾，醞釀形成其力量，從而尋求有效的政治構連。這條道路會很遙遠、細部景觀會很難以描繪，但是，這些充滿毀滅意涵的關鍵詞，「經營管理、經濟、法律與秩序」，已經被礦工挑戰；這些關鍵詞掩飾了新的、不知行將帶來災難的資本主義之真實運作，為了他們自己的利益，礦工挺身而出，礦工同時也勾勒了普遍利益的新形式。
這場罷工走入尾聲的時候，我們會有許多事情，必須討論，必須提出主張：有關策略的、有關時機的，以及，毫無疑問的，我們也得處理有關人格品行的議題。但是，快速並明確地超越這些事項，卻是重要之事當中，最為重要的，在罷工這段期間已經明顯浮現的、具有普遍意義並且至為關鍵的議題，我們必須提出。
‘Mining the meaning :key words in miners’ strike’,原出版於New Socialist 25, March 1985,收錄於 Williams, Raymond (1988) Resources of Hope, pp.120-7, London:Verso.(前書係Williams於1988年初去世後，由 Robin Gable編輯而成)。
譯按：1984-5年間的英國礦工大罷工是英國1926年全國總罷工以來，最劇烈的勞資（世界觀）之對立事件，工人雖失敗，但事件中工人領導中樞之頑強，仍使執政的保守黨（諷刺地，也包括工黨）至1990年代初還畏之與恨之如虎，甚至促使情治單位與壟斷傳媒，形同聯手，在1990年初春起，導演了長達數月的抹黑工會之事件。詳見Milne, Seumas（1995）The Enemy Within: MI5, Maxwell and the Scargill Affair, London: Pan.該書部分另以<打壓礦工的秘密戰爭>蒐錄於Tell Me No Lies:investigative journalism and its triumphs (Pilger, John 2004/閻紀宇譯2006)<<別對我撒謊：24篇撼動世界的調查報導>>，台北：商周，頁339-86。
| 1 | Ragman | ||
| 2 | Casual 983 | ||
| 3 | Well You've Met This Boy | ||
| 4 | Tracksuit Vendetta | ||
| 5 | 0898 Intermission | ||
| 6 | Claudia Dreams | ||
| 7 | By The Light Of A Magical Moon | ||
| 8 | Kitchen Emigre | ||
| 9 | Marvin In Ostende | ||
| 10 | Soulstress | ||
| 11 | Trafalgar Square |
| Label: | Ecuador |
| Catalog#: | EQ LP4 |
Obscure Tape Music of Japan vol.1
Obscure Tape Music of Japan vol.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