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2/26

敲打之後,The Beat Goes On...

詩人Allen Ginsberg(左)與攝影家Robert Frank(右)
敲打派1950年代中期在美國的崛起,有其特定脈絡下的歷史背景。當時距離勞民傷財的二次世界大戰,已有十多年的休 養生息,物質生活相對安穩富裕的美國,籠罩在冷戰架構下的反共氛圍與白色恐怖裡,視社會異端為仇敵。敲打派最著名的三位文人Allen Ginsberg、Jack Kerouac、與William S. Burroughs,正是在此等壓抑的窒息氣氛下,以個人反叛為途徑,分進合擊寫下三本重要經典:Howl and Other Poems(1956)、On the Road(1957)、Naked Lunch (1959)。
敲打派最初萌芽時,只被美國主流社會視為怪胎異端,影響力侷限在地下文化圈,直到西方反文化(counter- culture)盛行的60年代,敲打派與嬉皮、搖滾、藥物、反戰運動,以及視覺文化交錯結合後,才真正成為主流文化的一環,並藉由文化商品的全球傳遞, 迂迴漸次地成為影響深遠的文化風潮。
作為次文化現象,敲打派名氣雖大,卻常被歸納到嬉皮文化裡,而顯得面貌模糊。事實上,敲打派雖可說是嬉皮文化之先河,但它對西方文化的影響,事實上是運作在不同層面上。
移動精神
敲打派對後世最大的影響,或許不只是在文學層面,而更在於其核心文人那股放縱不羈、拒絕停滯的移動精神。被認為是敲打派代言人的Jack Kerouac,在代表作On The Road裡 營造了一個嶄新的、探索的、永遠「在路上」的美國人形象。在此之前,西方世界不乏此種歌頌移動精神的文本,但Kerouac筆下的主人翁不同處,在於其缺 乏明確動機目的,狀似虛無粗野犬儒、質疑一切教條律令,並相信藉由持續性地流動逃逸,拒絕拘泥一時一地,勇於體驗未知事物,或許得以獲致靈魂的絕對自由。
這種移動精神,一則反叛了50年代美國社會的保守停滯窒息,轉而崇尚年輕人的身體節奏與脈動;二則反應了戰後西 方消費社會逐漸成形下,個人物質生活漸趨富足,但卻相形空虛的精神生活,亟需尋找解放出路;三則表徵了二十世紀中葉,一種崇尚DIY的自助旅行文化漸次萌 興。也正因此,在西方旅行文學與背包客文化裡,On The Road具有宛如聖杯的崇高地位。
移動一事,也不僅是地理位置上的變換方位,更是內在心靈的轉換歷程,彷彿藉由一場沒有終點與目的地的旅途,主人 翁得以經歷一場解放自我意識的「穿越儀式」(rite of passage)。敲打派對移動精神的推崇,對視覺藝術的影響深遠。最著名的例子,是瑞士攝影家Robert Frank花了兩年時間遊蕩美國,最後經由Kerouac寫序引介,在1959年發行了影響深遠的攝影經典American,用悲傷冷峻的黑白影像,戳破了美國夢的盲目樂觀,被譽為是美國社會病理的視覺解剖刀。他訴諸主觀、強調移動、疏離深刻的影像風格,一方面承繼了敲打派風格神韻,二方面影響了無數的後輩攝影家,著名者如Stephen Shore、Jacob Holdt等。
敲打派對視覺文化的另個影響支脈,則來自於「公路電影」(Road Movie)類型。做為藝術電影的「公路電影」,通常聚焦在主人翁的一段旅程,而此旅途不見得有明確的終點目標,重點是藉由移動,主角得以在哲學層次上體驗或反思自身存在的困境。移動本身,就是意義。1969年由Peter Fonda與Dennis Hopper主演的Easy Rider,深受嬉皮文化與敲打派精神影響,被認為是「公路電影」的原型經典,而德國導演Wim Wenders在1970年代以降著名的「公路電影」系列(尤其是幾部檢討德國青年美國夢的早期作品),則是敲打派精神在歐陸的反思與變形。
肉身體驗
敲打派尋找個體解放的努力,某些層面彷彿呼應了20世紀早期歐陸超現實主義者對於潛意識、夢境,自動書寫 (automatic writing)的探索與嘗試,敲打派與超現實主義者,都在尋求某種不受世俗所制約的創作「自發性」,一種spontaneous writing的潛力。但有別於超現實主義者那歐陸派的智識沈思與學究氣味,敲打派更強調肉身體驗與神秘經驗的必要性。這使得敲打派的自我解放,一方面追 求靈性(spirituality)的提升,二方面則強調身體性(corporeality)的感官經驗。是以藥物實驗或酒精沈醉,對敲打派而言都不是禁 忌劣行,而是藉由肉身體驗,得以打開另一道意識之門的必要手段。
藉助藥物創作,在藝術史上雖非絕世罕見,但如敲打派這般,主張用所有可能的途徑來打開個人意識的玄妙之門,深切影響了嬉皮世代以降的後輩創作者。其中William S. Burroughs是最著名的毒蟲,他的Naked Lunch來 自親身體驗,對藥物成癮者的沈迷與執念多所描述,並將這種恍惚的、麻醉的肉身體驗,提升至某種存在主義困境的哲學命題,頗有深意。這種開放一切可能性,強 調肉身體驗的「放空」精神,使得敲打派在今日,仍對許多尋求個體解放的邊緣、另類、前衛藝術創作者,具有典範等級的吸引力,而西方社會晚近二十年間諸多 「反反毒」的文化論辯,某種程度上也是與敲打派身體論述的一種跨代對話。
萬物神聖
敲打派對個體解放的追求除了藥物外,另一路徑則來自西方以外的異文化洗禮。Allen Ginsberg的詩作,深受東方佛教與印度文化的影響,William S. Burroughs的恍惚體驗,許多則與他在摩洛哥的迷幻經歷有關。他們對非西方文化的擷取與涉獵,雖然許多只是依照自己的方便癖好,而囫圇吞棗地吸納接 收,難以稱上原真嚴謹,但他們為後世所設定的態度,是一股努力放空自己,竭盡所能在西方主流的基督教文明外,尋覓來自其他異文化的靈性體驗,好豐厚自身的 解放精神。
敲打派這種思維背後,即為一種具有宗教意味,且樂觀至近乎天真的「萬物神聖」態度。Allen Ginsberg在他著名的詩作”Footnote to Howl” 裡,用宛如東方宗教裡的念咒方式,如連珠砲般不斷讚頌從屁眼到摩天大樓等世間萬物,皆屬神聖崇高而無分高低貴賤之物,便為此種思維的表徵。這種認為萬物皆 屬良善平等,意志得以超克矛盾的天真精神,之後由60年代嬉皮文化承繼發揚,影響深遠,至今仍是許多西方人在面對「非」西方文化時,所抱持的基本態度。這 種藉由個體意志所想像出的齊頭平等,出發點雖然良善可敬,但因忽略了文化間的生成脈絡與權力關係,而略顯天真盲目,但也可說是敲打派在異文化的創造性誤讀 之餘,所不得不承擔的遺產了。
個體解放
Allen Ginsberg曾說,敲打派其實沒有什麼宏大深遠的宗旨,更沒有什麼社會性的目標,追根究底,他們只是在追求個人體驗的徹底解放。這種精神,使得他們的社會態度趨向虛無犬儒,並在原則上反對所有形式的權力結構。
但在這個新右派自由主義盛行的當道,敲打派所希冀的極端個人主義,早已不如1950年代那般具有反叛色彩,反倒 是被全球化下不平等權力關係所多重制約的「被擊垮的(beaten)一代(註)」,如今才是這個世代的集體處境,那麼人們不禁要問,要如何才能將敲打派的 核心精神與當代接合?
一個可能的路徑,在於一則與On The Road同 世代的類似故事,那就是古巴革命先行者切‧格瓦拉(Che Guevara)在年輕時,同樣為了體驗生活之故,決定騎摩托車在南美洲自助旅行,藉此他開啟了自身的社會意識,從而尋求受壓抑者的集體解放。同樣崇尚移 動精神與生活體驗,這是一個與敲打派有所神似,但路徑態度分歧,從而結論有別的西方文化典範。那麼台灣社會在風靡折疊式單車所帶來的移動感之餘,眼見西方 社會對移動精神的各種變體,是否又能將此時尚風潮略為擴展引伸呢?

p.s. Beat Generation一般在華語世界,有「垮掉的一派」與「敲打派」兩種譯法,前者出自中國
文壇,後者則是台灣早期翻法,兩者其實都不能準確傳達出Beat一詞的意涵,一方面,此詞雖然
確實有被擊垮、困窘、落魄,且與主流社會格格不入之意,但Beat Generation的創作神韻,一方
面是要呼應當時爵士樂裡那股生猛而未經琢磨的節奏感與脈動,二方面則是闡述這種beat信念
也能
是種精神的、救贖的,甚或宗教性的beatitude或beatific 感,換言之,他們的內涵與精神,
其實
跟「垮掉」一詞的消極與負面意涵,是完全相反的,Beat絕非Beaten之意,而是一種出於頹
靡,但樂於利用此格局的相對自由度,反其道而行的生命精神。 本文因此,一律採用「敲打派」
的譯法,好與「垮掉」一詞的被動意涵作區隔。


原載於《表演藝術》 2009年2月號


(註)這個詞的想法,是來自英國樂團The The寫於1989年右派保守黨執政高峰時的著名政治單曲The Beat(en) Generation,這也說明了Beat/敲打/擊垮一詞,是如何被不同的社會歷史脈絡所接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