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9/1

陳映真、山路、馬克思


The Grave of Karl Marx, Highgate Cemetery, London.




七月倫敦,盛夏時分,氣候卻是典型的英式風格,陰晴不定,即便一刻豔陽高照,空氣裡卻仍有豪雨將襲的渾濕氣息。這天,我領著來英旅遊的昔日讀書會學長,探 訪思想巨人馬克思的墓。馬克思長眠之處,位於倫敦北三區的高門墓園(Highgate Cemetery),要拜訪此處,地鐵出站後仍需走上一段略微陡峭的爬坡路,而正是在這,讓我不禁回想起自己的陳映真經驗,以及他的小說《山路》。
 
對我這輩1990年代才進大學,對學生運動社團懷抱憧憬的稚嫩學子而言,陳映真與他的左翼事業,在當年是必須積極面對、吸取養分,但又略感窒礙、有些尷尬的思想對象。
活在後解嚴的年代裡,我們雖無緣親炙《人間雜誌》的全盛光景,但當師長教條地規定,每個學生必須研讀《天下》以 「政經發展」為主導史觀的「一同走過從前」專題,視其為台灣近代史不容質疑的正統版本時,社團同志硬是反骨地找來《人間雜誌》以「左翼民眾史觀」出發,與 《天下》打對台的「讓歷史指引未來:溯走台灣民眾40年來艱辛而偉大的腳踪」專題,供讀書會成員翻印傳閱、熱烈興奮之感,宛如分享密教善書。而陳映真創辦 的人間出版社,除了在文史領域耕耘深厚,其中的「台灣政治經濟叢刊」書系,則為台灣批判觀點的政治經濟學研究打下重要基礎,至今無法取代。他的文化實踐, 點醒了彼時許多年輕人的「左」眼。
      
雖然無比心儀、敬佩萬分,但陳映真的思想實踐,對當年的我們而言,仍有許多幽暗難解、無法釐清之處。他的中國情 懷與大一統意識,雖然有左翼反殖反帝史觀作為論理基礎,但這套「左統」觀點在90年代的台灣本土化浪潮裡,卻顯得突兀不合時宜。當時我們最大的疑問,莫過 於所謂的「左統」,究竟是「左」優於「統」,還是「統」先於「左」?「獨」只能(會)是「右」嗎?而當「左統」所重視的「民族大義」與「階級立場」發生矛 盾時,究竟要如何選擇立場?這個矛盾,在中國90年代大幅「市場化」與「走資化」,社會主義制度名存實亡後,只顯得更為迫切而需要解答。


論戰裡的陳先生總是氣勢磅礡、筆鋒雄渾,頗有得理不饒人的大家架勢,但在文學世界裡,他有著更為敏感纖細,複雜 多樣的面貌。陳映真的小說風格,非常神似英國社會派導演Mike Leigh或Ken Loach的電影。你明明知道他們是「意念先行」,你明明涉獵了一些關於解構、後設的藝術理論,警覺了這種寫實的風格,無非是創作者巧思編織下的敘事幻 象,但十之八九,看到結尾,還是會被作品中的故事觸動。原因無他,一來他們講故事的功力太好,無須賣弄機關花俏,便能引人入勝;二來,這些社會邊緣小人物 的喜怒哀樂,總是和大社會中各種制度的、結構的、環境的壓迫與限制,息息相關,即便故事虛構,卻確切地指涉了各種實存的社會弊病。
 
他的風格寫實直接,筆法不耍花招,文字承擔意念,卻又敘事流暢。擅寫短篇的他,每篇作品宛如一個小宇宙,唯有沈 穩地從頭看到尾,那股人道卻不濫情、同理卻不沈溺、批判但不失世故的義理,才能如一帖良藥般,漸次完整發散,餘韻十足,最好的寫實主義作品,莫過如此。而 在他數量龐大的創作裡,最令我觸動的莫過於短篇小說《山路》。
 
《山路》裡細緻地處理了當左翼革命面臨鎮壓、理想遭遇挫敗,時局不如想像時,人們如何「自處」的兩難問題。陳映 真用鮮活動人的文字,塑造了蔡千惠這個令人印象深刻的堅強角色。與愛人同志走在山路上的少女蔡千惠,原本只是對社會改良理念懵懵懂懂的年輕人,但當肅殺鎮 壓無情降臨,同志死傷入獄,形單影隻的她,決定用一生的時間來尋求自己苟活下來的救贖,卻在生命的最後時刻,懷疑她那不碰政治、力求出世,「被資本主義商 品馴化、飼養了的、家畜般的我自己」,是否選了正確的路。蔡千惠的自我批判,某個程度上也是對台灣在白色恐怖鎮壓下所造就的「去政治化」氛圍及經濟發展史 觀,所做出的深刻反思。
 
小說最後,陳映真藉用蔡千惠對出獄同志所寫的告白書信,讓理性批判與感性抒情間,得到奇妙卻完美的辯證調和:「請硬朗地戰鬥去罷。至於我,這失敗的一生,也該有個結束。但是,如果您還願意,請您一生都不要忘記,當年在那一截曲曲彎彎的山路上的少女。」
 
蔡千惠口中的「山路」意象,因此極其複雜,那既是青春情愫與理想主義的崎嶇迷途,亦是她決定自我獻身於苦難者後,操忙於推拉煤礦台車上下坡道的「勞動之路」。




爬坡過後到了墓園入口,要找到馬克思的長眠處,守門者半打趣半認真地說,「只要一直往左走,看到頭最大的雕像,那就是他的墓了。」是嗎?一直往「左」走,我們就會找到正確的路嗎?
 
雖然所謂的實存社會主義政權,目前除了古巴外,幾乎已經全軍覆沒,但來此地參訪的朝聖者卻是來自四面八方、從未 間歇。擺在地上的致意卡片,署名者包括來自北歐、中東、南非、阿根廷等地的旅人,當然,也包括陳映真最在意的中國。只是那當下,我心中突然閃過《山路》 裡,蔡千惠的自我質問:「如果大陸的革命墮落了,國坤大哥的赴死,和您的長久的囚錮,會不會終於成為比死、比半生囚禁更為殘酷的徒然?」
  
或許某種程度上,我們都是困在山路半腰,上不去、下不來的人,一如推著煤礦台車的蔡千惠,一如那不斷挫敗,但也只能繼續向上的,薛佛西斯。

(文‧張世倫)




(原載於《文訊》雜誌,2009年9月號,「人間風景——陳映真」專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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