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張世倫
自2005年起，攝影家沈昭良以「台灣綜藝團」為題，長期紀錄在台灣鄉里城鎮間進行歌舞表演的民間綜藝表演團隊，此一計畫規模宏大、內容豐富，衍生出諸多風格變體與呈現形式，成為台灣當代攝影頗具代表性的美學實踐個案。
例如2011年沈昭良自費發行、頗獲好評的《Stage》一書，是以黃昏時分的彩色攝影，特意強調舞台炫麗光彩與周遭環境的空間關係。做為主體的「人的痕跡」（無論是表演者或觀眾），則在影像裡被刻意降低，被突出的反而是舞台本身的色彩層次與造型質地，以及做為表演環境、帶有神秘迷離感的影像空景。原本張狂外放、喧囂愛現的聲光舞台，奇異地在沈昭良的鏡頭下，取得另一種安靜沈穩、怡然自在的特質。2012年在台北市立美術館舉行、以多種風格呈現的「幻影現實」攝影個展裡，亦有以接近傳統紀實攝影手法，拍攝綜藝團日常作息、勞動狀況，以及如何與觀眾互動的系列連作，頗具他往昔黑白紀實攝影作品的秀異韻味。
在經歷過如此多樣的風格操演後，《Singer & Stage》有點令人訝異地復歸到「台灣綜藝團」最基本直接、近乎極簡的影像元素。書籍拉開，其中一面是綜藝團「舞台」的彩色呈現，18張影像採用沒有景深遠近可言、大小幾乎等同的「正面」構圖，藉由近似圖鑑般的編排手法，呈現出綜藝舞台狀似「同一」裡的微妙「變異」；書的另一面，則是18張綜藝團「歌手」的黑白肖像，她們的年紀、身型與裝扮或有殊異，舉手投足間的神情樣貌亦各有巧妙，但或可這麼說：她們的「姿態」俱展現出某種台式風味的自信氣質。
先說書的正面，原本應是背後布景的舞台裝置，如今取得近乎直觀、宛如皮層的輪廓呈現，做為「物」的它們，如今置於影像前端，竟像一幅幅的「面容」肖像，其圖像構成的土俗與時髦、傳統與尖端、復古與未來、乃至於稚氣與老練，就像千奇百變的造型變裝與風格易容，原本二元對立的元素，卻在爭奇鬥豔的前提下，毫不衝突地共冶一爐，並冷靜地收納在沈昭良的鏡頭下。
再看書的背面，女子們的神貌韻味與舉手投足，很容易讓人聯想到「滄桑」、「漂泊」、「流浪」等長期與「民間綜藝表演者」連結的描述性字眼。這種理所當然、想當然爾的詮釋話語，自是有些太過簡便而顯得廉價。事實上若仔細考量，在台灣攝影與視覺文化的歷史脈絡裡，其實有著一種略為隱晦、少被談及，但卻長期存在，關於「流浪樂手做為異鄉人」的浪漫想像。許多不同世代的台灣影像工作者，都嘗試拍攝過此一廣泛定義下的各類主題，它們可以是殯葬樂隊的遠行巡禮、歌仔戲班的台前幕後、民謠素人的孤寂背影、酒家歌者的放蕩狂野...等。
然而，無論是哪一種文化標籤或視覺呈現，它們大多是拍攝或詮釋者單方面的片段見解與視覺想像，大部分的情境下，攝影師身處於與被攝對象截然不同的成長背景與社經階級，縱使他可靠長時間的蹲點守候與耐心跟拍，漸次抒解彼此間的理解鴻溝，卻斷不可能完全跨越彼此身份上的本質差異。職是之故，在這類攝影裡，與其說觀者「見證」了民間藝人的「流浪」、「漂泊」與「滄桑」，還不如說較多情況，是攝影者投射了自身的浪漫想像在拍攝對象上，並將其呈現為某種稍縱即逝、行將凋零的人情氣味與光景氛圍。
雖然主題類似，但沈昭良在《Singer & Stage》背面的18張綜藝團「歌手」黑白肖像，與前述的浪漫化想像略有不同。她們在鏡頭前搔首弄姿、神色自若、饒富韻味，但在影像裡，存在著某種清楚界定、彷彿默契般存在的，關於拍攝者與被攝者之間的「距離感」，像在說明：妳就是妳，我就是我，我拍攝妳，妳在鏡頭前呈現（而非做為純粹客體地「呈獻」）自己。拍攝者並未托大地宣稱自己「置身其中」（縱使沈昭良長年拍攝此一主題，用心著力頗深），影像反而將「拍攝者」與「被攝者」間的「距離」予以「問題化」地揭露出來，從而達到另一種關於攝影的境界：影像不只如實且不渲染地刻畫對象，亦反身指向攝影行為的基礎本質，乃是一種關於「距離」，且沒有「距離」便無法「存在」的視覺技術。
許多人誤以為在攝影裡，「距離」必然是負面表列且亟需超克的創作障礙，殊不知在許多狀況下，承認「距離」的必要性，方能正視被攝者的主體性，與做為拍攝者必然的侷限與盲點。《Singer & Stage》狀似簡單端正的視覺構圖，因此頗具深意，它的成就在於，影像不只是當代綜藝舞台的肖像容顏考、民間歌手的姿態樣貌學，更突顯了在舞台開闔之間，在快門開闔之際，攝影者做為視覺現象「組織者」（organizer）的原點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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