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旅行（1）：小津安二郎之「無」

 

日本導演小津安二郎之墓。位於日本神奈川縣鎌倉市円覚寺內。

在溫德斯的紀錄片《尋找小津》裡，提到整個墓上只有一個斗大的「無」字

但實際造訪，其實側面還有「曇華院達道常安居士葬儀香語」等字樣

達道常安居士，應該是小津的佛教法號

日本式的掃墓，除了清理落葉灰塵外，並會用水清洗墓碑表面

所以，就像《尋找小津》裡，笠智衆替小津墓所做的一樣

我們，也盛了一碗水，安靜地澆在這個「無」的上面

純粹，又簡單，一切，就像小津電影
 

Who's Bad ? 評瑞典電影「邪惡」

瑞 典電影《邪惡》的片頭，剪影式地帶過男主角伊利狂傲不羈的高校生涯，是如何痛毆同學，殘暴兇狠，校長對著他說：「沒有比你更『邪惡』的了」。這個壞胚子由 於面臨無校可念的窘境，只能在母親安排下，前往一所菁英色彩極濃的寄宿學校就讀。全片將這所學校設定為他最後的希望，為了不讓母親失望，即便校內充斥以凌 虐學弟為樂的高年級生，以及對此惡行漠視默許的校方，伊利還是希望能忍氣吞聲硬撐到畢業。
  
伊利有能力痛毆那些欺人太盛的學長，但這會使他面臨立即被退學的命運，這個矛盾，也就成為全片的張力來源。然而到了片尾攤牌時刻，原本無惡不作，令人髮指 的學長頭目，也只能像氣球被搓破一樣，反高潮地立刻慘坐地上求饒，並喃喃自語埋怨伊利不尊重學校的傳統。藉此，全片的主旨也就彰顯出來—是常態性的惡質環 境，造就了制度性的「惡」，而這種「惡」是會惡性循環，交互感染的。
 
伊利以暴治暴的性格，來自繼父長年家暴虐待；欺凌學弟的高年級生，過去也曾是受虐的菜鳥；而導演在片中不斷暗示，默許此種社會氛圍的大環境，則是50年代仍受納粹遺毒影響，普存於瑞典的極右派思想與恐共症。換言之，真正「邪惡」的，其實是遵循達爾文優勝劣敗法則的環境，只要條件依舊，任何人被放到那個位置，都有可能變成一個壞胚子。
 
然而對比影史上類似題材之作，伊利面臨困境的解放之道，既非尚維果《操行零分》的無政府狂亂，亦非《春風化雨》的良師益友，更不是楚浮《四百擊》裡著名的 漫長逃逸。《邪惡》裡只用了一張主角無意間翻到的名片，就把個人面對體制的矛盾與困局草率地解決掉，平心而論實在太過牽強。

不過劇情設定上的瑕疵，並不能掩飾男主角安卓威爾森(Andreas Wilson)精彩、立體、且極具說服力的演出。才23歲的他，在這部處男作裡，將純真、殘酷、狂放、堅毅等矛盾性格集於一身。深刻的表演，令人聯想到英年早逝的詹姆斯狄恩（James Dean）與《四百擊》的尚皮耶李奧（Jean-Pierre Leaud）。片中刻意提及伊利崇拜《養子不教誰之過》(Rebel Without A Cause)裡的狄恩，並在片尾最後畫面，模仿《四百擊》著名的凝鏡手法，讓主角直視觀眾，除了是向這兩部類型相近的經典名片致敬，更告知我們一位未來勢必重要的新生代演員，就此誕生。

（原載於「中國時報」）

與苦難者同在的《摩托車日記》

阿根廷出身的古巴革命英雄切‧格瓦拉（Ernesto “Che” Guevara）或許不被台灣民眾熟知，但早被全球反叛青年視為偶像，逝世近40年仍無退燒跡象。巴西導演華特沙勒斯（Walter Salles）的「革命前夕的摩托車之旅」，是部關於格瓦拉年少時在南美洲自助旅行經歷的電影。這段旅程，潛移默化地塑造了青年格瓦拉的社會意識，讓他最後踏上社會革命之路。

華 特沙勒斯的舊作如「海洋對岸」與「中央車站」，都具有公路電影的元素，亦即主角藉由旅途行走，經歷所見所聞，逐步產生心理與認同上的變化與成長，「摩托車 日記」也不例外。我們見到生活優渥的醫學院學生格瓦拉與伙伴，年少輕狂雄心壯志地在南美洲自助旅行。原本幻想是趟充滿豔遇與驚奇的旅途，卻在各地看到各種 備受剝削、壓迫、掠奪的人民後，格瓦拉才體會到自身地位的優渥與人世間的不公不義。

旅 行，可以是生活閒適者的自在遊走，卻也可能是政治與經濟剝削下，被迫流離失所的人口移動。讓「摩托車日記」與一般公路電影不同處，就在於大路上的真正主 角，其實並非容貌瀟灑的兩位主人翁。那些不斷在路上交錯的無名旅者，才是真正的主角，他（她）們啟蒙並重新教育了格瓦拉，使其認知到人世間的不公不義，為 了改造世界他最終決定棄醫，投身社會革命。古巴革命後為了追求理想，他放棄官位前往各地繼續革命，最後雖於玻利維亞被美國中情局暗殺，但其代表的理想主義 與革命精神，使其成為40年來全球反叛運動最具代表性的文化象徵。

格 瓦拉盛名在世，以其為題拍片極易淪為造神式的偶像崇拜。但在這部改編自旅行日誌的影片裡，導演刻意不強調於他的革命事蹟，而把焦點放在青澀期的啟蒙之旅 上，其實頗具深意。在這虛無的時代裡，不把理想主義窄化成個人主義式的英雄事蹟，而把焦點放在理想主義的啟蒙與萌芽，以及苦難者團結反叛的重要性，在這剝 削依舊無所不在，反全球化運動此起彼落的當代，有著極貼切現實的進步意義。

正因此，華特沙勒斯刻意在片尾讓那些飽受剝削流離失所的南美人民，宛如倒帶般再度出現在螢幕上，安靜又堅定地凝視著觀眾，這些彷彿古典黑白靜照的「召喚」之姿，以及格瓦拉所留下的反叛傳統，正是對世間不公不義不能再漠視的呼籲。
格瓦拉的精神，因此不在於那些商品化的馬克杯與T恤圖案，而在他那與苦難者同在的精神。「摩托車日記」最大的成就，就在於避免去神化格瓦拉的革命事蹟，而是把受苦難者重新放到視野內，讓我們體會那來自土地與人民的真實觸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