濟南路二段69號‧楊德昌舊居。
濟南路二段69號‧楊德昌舊居。
台北市濟南路二段69號，鄰近濟南路新生南路口附近，位屬中正區大安區交界處，以往叫做「城中區」的消失地段。這棟單層平房，如今被夾在兩旁低矮公寓之間，好不突兀。屋頂暴露出日式宿舍的線索，鏽蝕破舊的鐵門卻宛如倒閉工廠，混搭成十分詭異的外貌。旁邊是一處生意不怎麼樣的茶葉莊，再過去則是四海遊龍鍋貼店。
自幼起便時常在上學或搭車途中，不斷經過此一荒廢多年毫不起眼的舊屋，從有印象以來就沒看過有人出沒其間，但此地有些重要，實乃導演楊德昌故居。
這棟單層房舍，原來是楊德昌任職於「中央印製廠」之父親的公家房舍，楊德昌自幼居住於此。很多人在看過《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後，常會誤會他乃生長於外省眷村，其實此一印象並不真確。他如此自述這個生長背景：「住城中區和大安區交界處，家對面就是大安區，我們這邊是城市區，和眷村本身沒有關係，是上學後才有關係的。台北市因為政府單位很多，所以公教子弟非常多，和其他城市較不一樣......其實公教和眷村的差異蠻大的，只是沒有人討論。」
楊德昌的家在1980年代，為新派電影人之聚會社交場所，可算是台灣新電影的重要據點。侯孝賢便說，1980年代他們常在濟南路的這棟日式老房子家中聚會，楊德昌有塊黑板，上面總寫滿了各種對電影的想法，以及類似「夢工廠」那種未來打算為合作所取的名字，充滿了對電影的夢想。
因緣際會地，這棟屋子後來也被寫進電影史裡。距今20年前的1987年，一群支持新電影的文化界人士共同連署發表了「台灣電影宣言」（又稱「另一種電影宣言」），宣言的起草與簽訂即在此討論進行，因此在台灣電影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1996年，為了慶祝電影誕生滿百年，法國《電影筆記》將影史上重要事件挑選後編輯成書，這本名為《100 journées qui ont fait le cinéma》的著作，在台灣被翻譯為《電光幻影一百年》出版，其中 1986年11月6日，便是「台灣電影宣言的簽定」，其中一些內文：
1986年11月6日 臺灣電影宣言的簽定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六日晚上，臺北第二區濟南路（翻譯有誤，其實便是濟南路二段）六十九號屋內正舉行一場盛會。......屋主楊德昌年約四十歲，是台灣最出色的導演之一。這個地方甚至也是慶祝的一部份，因為楊德昌的房子經常被借為拍片的場所，包括他自己的電影《海灘的一天》。在搖滾樂與傳統歌曲之間，在乾杯吆喝聲中，與會者利用這個機會完成並隆重地發表（儘管在歡樂氣氛下）一份台灣電影宣言。......該宣言指出台灣新電影發展的三個難題：第一，指責國家級的電影機構操控大權，也就是左右電影製作、發行和經營的官方單位中央電影公司，電影導演們抗議：「被負責電影行政單位搞得一塌糊塗，我們已無法分辨它是一個以文化為主或商業為先的機構，或者它只是個宣傳單位」；第二，簽名者指控那些具有影響力的媒體，在毫無任何電影知識的編輯的命令下，只知報導一些影歌星動態，對電影本身一點也沒有興趣；最後，他們指責大多數影評人皆平庸無能，他們假香港和好萊塢「娛樂式的」電影之名，逐步迫害台灣新電影。此電影宣言倡導一個「對批評之批評」運動，以便有效地「為另一種電影而奮鬥」。這份請求文件同時包含了電影的獨立政策、經濟和社會地位及完整的美學三項。
...... 但是，如果1986年11月6日真的是台灣新電影「脫胎換骨」的日子，那麼與會者所立下的這份群體的與爭議性的宣言也為他們往後四分五裂的局面揭開序幕。今天，楊德昌很感慨地說那其實是「結束的開始」。
在台灣電影宣言中，將所謂的「另一種電影」視為那些有創作企圖的、有藝術傾向的、有文化自覺的電影，並主張以此類風格 「替代」（alternative）陷入窠臼的主流電影。但二十年過去，這樣的理想，畢竟沒有真確實現。屋子的主人楊德昌在失望於台灣電影環境之餘，也早於1990年代移居美國，之後那些零星出現、毀譽參半的作品裡，他以私己之力繼續和那個巨大的電影體制做戰鬥。
2007年1月18日，財政部國有財產局公告招標此地，公文內容如下：
65,024,600 6503000
1.本案建物門牌為濟南路2段69號，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
2.地上部分現為鄰戶冷氣機突出使用，由得標人自理。
3.本案標售底價含建物價格44,600元，得標價格扣除建物價格後之金額，均屬土地價格。
4.地上現為人行道使用部分，在未依規定規劃建築前，得標人應維持暢通。
5.按現況點交。
6.訂於96年1月29日下午3時30分至4時，開放現場看屋。
2007年6月29日，外電傳來楊德昌病逝的消息......。
延伸閱讀：魏玓，〈用什麼來送楊德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