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國內外最受注目的紀錄片，大抵是「生命」與「華氏九一一」吧。兩部影片表面南轅北轍，其實殊途同歸，皆有政治效果。相
較於「華氏九一一」的挑撥煽動，意圖影響現實政治，「生命」表面上無涉政治，但刻意迴避的結果，反倒使「生命現象」具有另一種迂迴的，看不見的政治效應。
「生命」與其他九二一紀錄片的最大不同處，在於刻意把焦點放在個案，以呈現倖存者面對生命鉅變的調適歷程。在全景的背景說明裡，特別提及團隊如何分工，由
團隊其他影片處理屬於政策的、災後重建的、公部門支援等九二一結構性議題，「生命」則把重心放在「個案」上，並且是全景影像季的主打片。
凡創作，總不能面面俱到，必然有其關懷重點，團隊彼此分工，倒也無可厚非。但社會現實中，結構與個人總是一體兩面，彼此辯證影響，難以一刀兩斷。以此觀之，「生命」一片最令人訝異處，是完全迴避了這些個案的九二一經驗裡，結構上的，制度上的因素如何深刻地影響了他們。
九二一，當然是天災，但「生命」紀錄的南投九份二山，走山情況慘重，災情宛如滅村，則和當地大量種植檳榔，水土嚴重流失有關，此一人禍面向，片中完全未
提，令人訝異。而災後倖存者在家庭網絡離散後，公部門提供的經濟及教養支援是否充足，也幾乎沒有著墨。雖說「生命」不想剖析公部門在結構或制度面的缺失，
但完全不談，卻也無意間造成了「社會問題個案化」的效果。見樹不見林的結果是，觀者「感動」於樹的堅毅與果敢，卻眼看森林的一再頹傾，無能為力。
由於無涉制度及結構面的剖析，「生命」對於當權者而言，也就顯得很安全。說他安全，是因為片中完全不去質疑公部門的災後重建成效，更不提政府失職處。相反
地，片中主要洋溢著一種「生命會自然找到出路」的意識型態，不斷訴說生命就像坐火車，沿路，總會一直過山洞，雖然下個山洞未必更好，但人在路上，你總是會
過去的。
也正是這樣的敘事邏輯，使得片中當羅佩如對著鏡頭說「我今天是想來錄遺言的」，卻被吳乙峰以近乎斥責的態度責罵。但既然紀錄者都在片中自承，對此一個案的
掌握較淺，又不去告知觀眾，公部門對這位幾乎全家罹難的個案有何支援，卻以一種作之師的態度，要她在災後一年就馬上堅強起來，將面對生命鉅變時的責任歸咎
「個人」，實在有些詭異。
而整個「生命」的行銷過程，除了動員網路寫手引介，更有意無意地吸引了大量政治人物站台。由於影片本身對政治人物來講是「安全的」，官員因此一字排開，輪
番對號入座，大談如何感動。至於那些對九二一災後重建成果大肆批判的，不安全的紀錄片，自然不在他們觀看之列。但在全景及傳媒強推猛銷下，九二一的紀錄
片，一般人往後大概也只會記得「生命」了。
安全的，刻意迴避政治的「生命」，也就十分弔詭地具有空間，得以政治化地被各種權勢者挪用了。這或許不是創作者的本意，但卻是「生命現象」中最錯亂的一
環。見樹不見林的「生命」或許能感動人心，但台灣人總不能在一次次天災人禍中，只圖自我堅強，老把社會問題個人化，而不乞求制度面的，結構面的進步。尤其
當負責災後重建，應該被監督的公部門，反倒開始動用資源，大力推薦一部鼓吹「生命會自己找出路」的紀錄片時，那麼當下次災難臨頭，我們又該怎麼辦？難道只
能日頭赤炎炎，自己顧性命嗎？
（本文原載於「媒體小舖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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